如今，我们需要怎样的学风？

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学风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号召全党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从而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

在那个局势紧张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为何会专门作这样一个报告来强调学风问题？

遵义会议后，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然而对这一错误思想的根源一直没来得及进行清算。1937年，从莫斯科回来后的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由过去的极“左”立场转到极右立场。他没有从实际出发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是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久后便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那个时候，党内许多同志理论水平不高，不能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再加上当时共产国际在我们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仍有市场，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混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同志认识到了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性，并决定在全党兴起学习运动。学习运动像当初设想的那样取得了显著成效，不少干部的理论素养有了明显提升，然而学习运动过程中出现的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也让他十分忧虑。一些干部“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吹响了向教条主义开战的号角。

其实，教条主义者并不是不明白学习的重要性，相反，他们很重视学习。但是，他们只热衷于增加知识的“存储量”，而不重视提高知识的“转化率”，只看到了书本的“含金量”，没有注意到实践的“含真量”。他们没有搞清学习的真正目的，学习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人们需要通过读书来积累知识，形成思想认识，进而指导实践；也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认知体系，这是一个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为了学习而学习，满足于看了，学了，没有系统深入地思考，没有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到头来记住了不少书本知识，但要运用到实践中还是束手无策，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意义的。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泽东同志用这副对联，对教条主义者进行画像。他批评道：“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对于如何摆脱教条主义，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提的第一条建议就是调查研究。为什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在整风运动的开展下，全党学习风气得到了极大的改变，有力地促进了党员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基本素质的提高，使中国共产党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加快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建立。

如今，教条主义依然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在传达上级精神时，搞口号式、机械式传达，一抄一转了之；有的干工作思维僵化，简单应付式地执行上级的工作部署，以前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别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完全不顾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对文件上需要细化研究的部分一律不作具体分析研究，开口闭口“书上说了”“文件写了”，对人民群众和官兵关心期盼的事项不闻不问……诚然，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对标对表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但绝对不是不加思考地照搬照抄。上级偏重宏观指挥，基层偏重具体落实，各地区、各单位情况不同、面临的问题不一样，需要将上级精神要求和本地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因地制宜，这样才能将相关政策落实好，工作取得实效。

调查研究是与教条主义斗争的有力武器。这次主题教育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把大兴调查研究作为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深入调研，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找到问题症结，摆脱教条主义，进而在落实中研究出有针对性的措施方法，作出接地气受欢迎的决策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