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外贸外资体制改革 一系列信号传递开放决心

进一步全面深改开新局

深化外贸外资体制改革 一系列信号传递开放决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用“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等表述明确了我国下一阶段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决心和方向。《决定》还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

多位专家表示，中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开放和改革的相互促进中，不断拓展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在开放部分，《决定》首先明确“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提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张晓涛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从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之路。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

对于接下来的开放方向，《决定》指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张晓涛表示，改革与开放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对外开放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对改革的促进与深化作用已经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倒逼机制，转变为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主动变革，实现开放和改革更好地良性互动，塑造我国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此次开放部署对制度型开放着墨颇多。《决定》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并从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自主开放等方面进行安排。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意味着高水平开放程度日益提升，将推进国内制度改革不断向纵深迈进。而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商品市场以及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意味着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展，同样可以推进国内改革向更广领域拓展。

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开放提到了深化外贸、外资等重点领域的体制改革。其中，对于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决定》从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等方面作出安排。

张晓涛认为，这些部署既强调制度创新，又注重开放的全面性，有对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新趋势的关注，也有建设传统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等支持传统贸易的举措；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提出健全贸易风险防控机制，完善出口管制体系和贸易救济制度，体现了外贸领域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决定》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完善境外人员入境居住、医疗、支付等生活便利制度；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等举措。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张菲表示，全会围绕外商投资的促进、准入、保护、管理等方面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和创新，重点是继续破解不利于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经营的各类障碍，实现内外资企业平等待遇，解决外资企业关注的问题和困难。

中国银行研究院《宏观观察》称，全会提出深化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涉外投资效率与安全性，推动“走出去”与产品、技术、标准、服务出口协同联动发展。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全会还对“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和“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作出安排。《决定》提出，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等举措。

张菲表示，这是从国内和国际两种视角，根据国内开放区域不同优势特点和发展定位，根据“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不同的资源禀赋，及其参与高质量共建的意愿等综合要素，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深度融合与互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高凌云认为，在开放布局上的这些安排，体现了内外联动、相辅相成，对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国际合作新优势等具有重要意义。

高凌云同时表示，总体来看，全会释放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高度确定性和连贯性，展现出中国与世界共享更多开放红利的决心与担当。展望未来，中国的开放将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为世界发展注入信心和动力。（记者 王文博 实习生 周润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