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一项全国综合性体育赛会，运动员中几乎没有大众耳熟能详的明星选手，参赛者来自各行各业，有牧民、农民、消防员、教师、学生、医生……竞赛项目也很特别，或起源于在河中拾蛤蚌，或来源于牛拉犁时奋力向前的劳作过程，追根溯源总能找到各民族生产生活的对照景象。比赛不设金银铜牌，取而代之的“一、二、三等奖”让更多参赛者共享荣誉，“竞争”和“团结”共同上演。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会”)近日在海南省三亚市落幕，6960名各族运动员参加了18项竞赛项目和170个表演项目的比赛。一群来自民间的各民族“民”星选手在赛场上奋力拼搏，赛场下缔结友情，让这场群众体育的盛会升华为一场民族团结的盛会。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弘扬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展现新时代各民族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重要平台。”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组委会主席高志丹表示，要以体育赛事活动和健康生活方式增强各族群众身心健康，并通过运动会的开展，深入挖掘、展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推动各项目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不断焕发传统体育新活力，“以体促健、以健促情、以情促融”。

从小家到大家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运动会，而非少数民族的运动会。”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民族学博士生导师韦晓康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运动会应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轴心，铺陈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画卷，但在参赛人群、项目选择、价值评判等方面，要尊重少数民族习惯，满足“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

作为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从1953年在天津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演变而来。此后，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革，2011年第九届运动会，首次将金、银、铜牌获奖机制更改为一、二、三等奖的奖励形式，“目的是扩大奖励面，提高参与积极性，淡化金牌意识，强调团结精神”；2015年第十届运动会，调整仅允许55个少数民族参赛的限制，放宽汉族参赛权限，在集体项目和表演项目中允许20%以内的汉族运动员参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本届运动会，除56个民族的运动员参加全部项目，香港、澳门首次正式组团参赛，台湾有关方面继续组团参赛，在国内综合性体育赛事中首次实现全国各省(区、市)代表团大团圆。

在韦晓康看来，运动会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规程的每次调整都在朝着“平等”“团结”而努力，而受益的正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它们的传承者、参与者。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无论天赋、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只要喜爱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积极参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均有机会代表本民族、本地域参赛。”韦晓康表示，区别于其他选拔高水平运动员参赛的大型赛会，运动会的参赛准入标准相对不高，这也使得很多老百姓得到了展示本民族风采、学习其他民族技艺的机会。

“我没做农活，把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自己出来奋斗两个月，就是为了参加这个比赛。”38岁的乌兰图雅打小喜欢搏克，练了20多年，本届运动会是她参加过最高级别的赛事，“我公公、婆婆、丈夫都喜欢搏克，他们非常支持我”。

代表东道主海南队参赛，乌兰图雅夺得民族式摔跤搏克项目女子团体一等奖，但在个人赛中无缘决赛，“带着满满自信上场”的她和年轻选手势均力敌，在比赛最后时刻，被对方抓住机会摔倒在地，“可惜最后还是让机会溜走了”。她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自己不愿看决赛，却忍不住用余光锁住场上年轻人的表现，眼角有泪，心有不甘，“搏克是唯一允许女子参加的民族式摔跤项目，可女子的比赛没有男子那么多，一年就几次机会，我想把握住”。她注意到，场上已经涌现出不少新对手。

河北队绊跤选手王小文把握住了机会，他是藏族，却在回族式摔跤项目上拿到一等奖，“我原来练过国际跤，技术动作转绊跤比较有优势，只要找到自己适合的项目，努力坚持，都是在为民族传统体育作贡献，中华民族是一家”。

为了体现公平，运动会设项既有“南人善舟”的龙舟、独竹漂，也有“北人善马”的马术；既有南方、西南的花炮、板鞋竞速、高脚竞速、陀螺，也有东北、西北的珍珠球、秋千、木球；既有单一民族藏族的押加，也有广泛在各民族开展的摔跤、武术、射弩等项目。

韦晓康注意到，从本届运动会的竞赛结果看，不少项目一等奖的归属并非该项目的发源地。在竞赛杠杆的激励下，各项目的发展已经打破地域藩篱，呈现后继有人、老将弥坚的局面。如盛行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秋千，湖南队连续多届夺魁；发源于贵州的独竹漂，广西队收获颇丰；还有从广西孕育出的花炮，在京桂交手了多届比赛后，这次由北京队取得胜利。

花炮是本届运动会最后决出一等奖的比赛，广西和北京两队强强对决，最终，北京队以7∶3获胜。两队风格迥异，广西队呈现出一种凝结于乡土、根系相连的老牌强队气质，队伍中有父子、叔侄、师生。北京队中则有从橄榄球项目转花炮多年的老将，以及各行各业的花炮爱好者，“队里有我的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执教北京花炮队近30年的张炳刚向媒体表示，过去花炮全是南方人在打，北方的队伍加入了以后发展得更丰富了，“我们跟广西队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大家共同研讨技战术，打法里都有彼此的影子，这项运动在南北交流中不断创新”。

从传承到创新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社会实践中孕育产生的，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征。新中国成立后，被誉为民族文化“活化石”的传统体育得到重视和保护，全国陆续挖掘整理的上千个传统体育项目中，有700多个来自少数民族。

武汉体育学院中华体育精神研究院教授赵富学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方式和途径已趋向多元化，主要包括口传身授与家族传承、民俗节日庆典、社交媒体等现代传播手段、教育培训、产业融合发展、少数民族运动会等形式。而运动会就是保护、传承和创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平台。

从1953年举办首届至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历经71年，在比赛规模、参与广度、项目多样性等方面，都有了飞跃式的发展。项目数已经从最初的5个竞赛项目扩展到18个竞赛项目和170个表演项目。

“运动会用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种参赛方式，将脱域、离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重新吸纳到大众健身视域下。”韦晓康表示，表演项目起到挖掘、整理、保护各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目的，“为这些项目提供一个展示平台，助力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有的项目经过重新整理和修改，还可能成为竞赛项目。”他介绍，珍珠球、独竹漂、毽球等都是从表演项目逐步完善而来。

踢毽子在民间流传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初，“羽毛球的场地、排球的规则、足球的技术”让踢毽子摇身一变成为毽球运动，“当时在厂矿单位广泛开展，逐渐推广到学校”。75岁的广西毽球队领队陆学仁从业已经40年，自1995年第五届运动会首次将毽球列为竞赛项目以来，每届赛会，他都会带队参赛。在他看来，毽球在国内发展越来越好，甚至有望成为一项能推向世界的运动，“让毽球持续发展，必须从中小学开始推广，让老师会踢、会教。此外，还要打通通往高校的升学道路，激励年轻人参与传统体育”。

赵富学表示，学校在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中确实扮演了关键角色，“可以说是当前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承的主力军”。

一方面，为提高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后备人才数量，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内涵的科学研究，原国家教委在1997年将“民族传统体育”设置为体育学二级学科，鼓励各大高校开设民族民间体育课程，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另一方面，不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训练基地也设点在学校，既丰富了学校体育课程，又吸引年轻人加入传承和发展民族体育文化的队伍。

“我是苗族，家乡就有独竹漂，但以前很少了解这个项目。”重庆独竹漂队选手杨露表示，本届运动会，重庆队以西南大学独竹漂队为班底，派出5名学生参加，这是她练习两年首次参加高水平赛事。不少同学像她一样，是通过西南大学民族传统体育社团才了解到这个“很有中国风”的项目，尽管经常要在三四十摄氏度的天气下训练，但越了解它越觉得可惜，“这么有魅力的项目，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训练艰苦，缺少赛事，校队成员来来往往，一度只有队长王家国“守空城”。在他看来，吸引年轻人加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关键在于展现趣味性、增加比赛频次，“这次运动会就让我们重燃了干劲，第一次跟很多高水平运动员一起较量，发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既激动又亢奋的感觉”。他羡慕广西、贵州等地的训练和比赛氛围，“希望我们能加强交流，我们不想这么好的项目在自己手中断掉了”。

撑一支竹竿为桨，踩一片楠竹作舟，这项发源于贵州赤水河流域的民间绝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第九届运动会首次列入正式比赛后，首个一等奖获得者是胡朝贵。据他介绍，在贵州，独竹漂已经融入景区，和旅拍、表演等领域跨界融合，发展氛围良好，但从体育项目发展的角度，他也期待能增加比赛及优化竞赛形式，“比如增加4×60米接力等更有观看性的方式”。作为凯里市下司民族中学的体育教师，他常会向学生讲授独竹漂课程，也常与湖南、广西、海南等地选手切磋技艺，“这对于普及传统体育项目是件好事”，他打算把自己在本届运动会的比赛视频给学生看，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这个项目。

广西花炮队队长韦凯旋是柳州市柳江实验高中体育教师。作为柳州市壮族抢花炮传承人，他开发编写出广西第一本抢花炮校本教材，组织开展花炮教学上万人次，在为广西花炮队培养大批运动员的同时，还向海南、湖南、河南等省市花炮队输送主力队员。在他看来，因花炮对抗性较强，想在青少年中更广泛地推广项目，需要对规则进行适当调整，“先教给孩子一些基础性的技能，以后竞赛实战就能更好地衔接上，有助于项目传承发扬”。

“在运动会的推动下，各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得到更好传承和发展的同时，也与现代体育相结合，丰富了传统体育项目的种类和形式，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武汉体育学院中华体育精神研究院负责人黄莉表示，运动会不仅为各民族提供了文化展示与交流的平台，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增强了民族认同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还推动文化创新与融合，且随着时代发展，运动会的作用也产生了变化，“现在的运动会除了继续发挥上述作用外，还更加注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体育精神的弘扬以及民族团结的深化。同时运动会也成了展示国家形象、推动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平台”。而运动会结束之后，如何让少数民族体育进入多数人的视野，将成为一个需要长久关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