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头的生动实践——青海改革样本观察·三江源国家公园（一）

黄河源园区沼泽中觅食的斑头雁。

山梁上远眺的藏狐。

草原漫步的藏原羚。

雪原上漫步的藏野驴。

黄河源园区生态管护员搭建招鹰架。

三江源国家公园，这片世人所熟知的荒原，究竟有着怎样的规模与意义？

它雄踞三江源核心地带，总面积达19.07万平方公里，是中国乃至世界陆域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每年，它为中下游18省（区、市）及5个周边国家输送600多亿立方米的优质淡水，滋养着近10亿人口，其水源涵养功能堪称我国乃至北半球生态安全的关键屏障。

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三江源陷入生态困境。冰川雪山悄然萎缩，湿地湖泊面积锐减，草地植被退化严重，水源涵养能力直线下降，生物多样性岌岌可危，生态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重要战略地位，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殷切叮嘱青海，要把三江源这个“中华水塔”守护好，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水源涵养能力，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着力将青藏高原打造成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地。

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三江源国家公园肩负着为全国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提供示范的重大使命。青海各族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勇担源头责任、干流担当，将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列为“一号工程”，全力推进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蹚出了一条“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契合中国国情实际、彰显三江源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创新之路。

创新体制机制：打破“九龙治水”困局

三江源，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本是生命的摇篮，却长期深陷“九龙治水”的碎片化管理泥沼。

往昔，三江源地区各县的国土、环保、林业、水利、农牧等多个部门看似分工明确，实则职能交叉重叠，协调沟通机制缺失。在处理生态相关问题时，各部门常常因职能界限模糊而相互掣肘，导致治理效率低下，生态问题层出不穷。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体制创新的大幕由此拉开。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青海的伟大实践，也是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勇敢探索。青海省积极响应，大力归并四县相关职能部门，实施大部门制改革。

澜沧江源园区率先发力，大刀阔斧整合资源，组建管委会，统一执法权与职能站所，推行“党政同责”制度。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试点进程中，精心优化保护地管理体系，扎实开展确权登记工作，稳步推进土地调查、生态红线划定等基础工作，有力破除了体制机制弊端，明晰了权属管控。长江源（可可西里）园区的治多、曲麻莱两县分别组建管理处，与园区管委会紧密协作，构建起全方位管理网络。同时，各乡镇政府挂牌成立生态管护站，将生态保护的触角延伸至基层一线。

执法职能整合成后，曾经分散的国土执法、环境执法等力量，如今在园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的统一调配下，凝聚成强大的执法合力。这一变革有效规避了重复执法与执法空白，大幅提升了执法的效率、专业性与权威性，对各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予以精准打击。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要素丰富且系统完整，青海秉持山水林田湖草冰沙生命共同体理念，整合15个自然保护地，从源头入手，实施综合治理，实现一体化保护。

历经多年实践探索，创新体制机制收获了多维度的显著成效。生态环境层面，集中统一的管理与严格的执法有效遏制了生态破坏行为。退化的草原在精心保护与修复下逐渐恢复生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回升，藏羚羊、雪豹等珍稀物种频繁现身，生态好转态势尽显。管理效能方面，部门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信息流通顺畅无阻，决策执行高效迅速。

尤为重要的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创新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了珍贵的“中国样本”。在地域辽阔、生态复杂且利益主体多元的艰难条件下，成功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的双赢之路。

牢记“国之大者”：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冬日的三江源头，银装素裹，湖泊澄澈如镜。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和澜沧江，从这片高原净土出发，裹挟着雄浑的力量，穿越山川峡谷，奔涌向远方。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青海独特的省情定位，决定了其生态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倘若将青海的各项工作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生态无疑是那坚实的主干，所有的分支都紧紧围绕主干蓬勃生长，向来如此。

地处黄河源头的玛多县，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是全国分配水平名列前茅的富裕县。然而，因过度放牧、滥采金矿等无序开发行为，生态环境遭受毁灭性破坏，从曾经的首富县一度沦为全国贫困县。

为有效化解三江源生态危机，2000年，青海毅然成立三江源省级自然保护区，并于2003年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截至2018年底，青海累计投入244亿元，开展了三江源一期、二期生态保护修复这一旷日持久、规模宏大、系统全面的工程，初步扭转了三江源生态恶化的趋势。

三江源生态修复工程的深入推进，首先带来的是水源涵养功能的显著增强。通过一系列科学合理、精准有效的生态治理措施，三江源地区的水源涵养量持续攀升，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大江大河提供了更为稳定、充沛的水资源补给。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又相继投入86.61亿元，实施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巡护道路修筑、环境教育基地建设等，以及黑土滩治理、沙漠化土地防治、退化草场改良、湿地保护、有害生物防治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同时，为全力保护水源地，青海毅然注销了地处三江源地区的全部48宗矿业权和水电站，以局部牺牲成就全国生态大局。

数据彰显成效，通过综合施策，三江源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实现整体跃升。林草覆盖率突破74％，黑土滩治理区植被覆盖度从不足20％大幅提升至80％以上，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在2020年达到61.9％，较2015年提高4.6个百分点，湿地植被盖度稳定在66％左右。

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显著增长，藏羚羊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繁衍至7万多只，成功从濒危物种降级为近危物种。昔日难得一见的雪豹、金钱豹、欧亚水獭频繁亮相，白唇鹿、野牦牛、藏野驴在江河源头悠然自得，猎隼、黑颈鹤、金雕等猛禽在蓝天展翅翱翔，兔狲、藏狐等“网红精灵”在草原上繁衍生息。三江源头，碧波荡漾，千湖盛景重现，“中华水塔”愈发坚固丰沛。

共建共治共享：绘就和谐共生画卷

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正式设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在青海大地镌刻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壮丽篇章，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实践。作为全国首批且面积最大等诸多“之最”的国家公园，其创建过程中创新推出的共治共建共享治理模式成效卓著。

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年都村的牧民格英，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经历了深刻的角色转变。他既是放牧兼巡护的生态管护员，也是用镜头捕捉精彩瞬间的牧民摄影师。因当地猫科动物众多，他在巡护时拍摄雪豹等野生动物的素材还能出售获取报酬。同时，他还兼任村里牲畜保险负责人，通过拍照取证上传获取收入，加上生态管护员工资，有效弥补了因草畜平衡牦牛数量减少带来的经济损失。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像格英这样的17200多名生态管护员每年可获得3.72亿元补助资金。他们从草原的利用者华丽转身为生态保护者，拥有了稳定的工作与收入来源，成为国家公园名副其实的主人。

黄河源园区探索出“生态管护＋基层党建＋精准脱贫＋维护稳定＋民族团结＋精神文明”六位一体模式，生态管护员不仅肩负守护生态的重任，还深度参与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中，成为农牧区振兴的多面手，有力推动牧区多方面协同发展。曲麻莱县推行“民兵＋生态管护员”模式，将生态管护员纳入民兵编组，按照编制模式统筹管理，实现生态保护与民兵建设双促共赢。治多县创新“社区+生态管护员+城市管理+城市周边环境卫生+垃圾分类治理”模式，完善生态管护网格化管理体系，让长江源头的生态环境更加洁净优美。

这些模式充分彰显出生态管护员已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发展的核心力量。他们不再是单纯的牧民，而是身兼多重使命的守护者与建设者，每日穿梭于山川草地之间，悉心守护三江源头的万水千山、生灵草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牧民深度融入公园体系，成为真正的主人，收获稳定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后代在良好生态与文化传承的滋养中茁壮成长，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责任感与日俱增。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成功实践，为共建共治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例与经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与广泛的示范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