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杰锐评】美国为什么反对将奴隶制定性为“最严重的反人类罪”决议？

3月25日，在“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国际纪念日”当天，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决议，将“贩卖被奴役非洲人和基于种族对非洲人进行物化奴役行为”认定为最严重的反人类罪，并要求相关国家为历史罪行作出赔偿。然而，美国却与以色列等少数国家一道投下反对票，这一行为在世界废奴历史的长河中显得格外刺眼，也再次撕开了美国标榜“人权灯塔”的虚伪面纱。 

联合国大会3月25日以123票赞成、3票反对、52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将“贩卖被奴役非洲人和基于种族对非洲人进行物化奴役行为”定为最严重的危害人类罪。图：联合国新闻网 

从15世纪开始到19世纪结束，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持续了400年的黑暗岁月。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里，非洲本土的政治传统被破坏，美洲及拉美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轨迹被扭曲，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族群纽带被割裂。西方殖民国家却借此攫取了近代工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完成了沾满血泪的原始资本积累。美国作为曾经的奴隶制盛行国家，其南方种植园经济依托黑奴贸易建立，被贩卖至美洲的数百万非洲裔遭受着惨无人道的奴役剥削，直到南北战争后，奴隶制才在形式上被废除，然而，种族歧视的余毒却至今未清。 

在英国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17世纪奴隶贩子爱德华·科尔斯顿的雕像被示威者拆毁并投入河中，在雕像原底座下放置了“黑人的命也重要”的标语牌。图：美国雅虎新闻网站 

从19世纪各国相继颁布废奴法令，到二战后国际法明确将奴役行为纳入反人类罪范畴，再到如今联合国大会认定“最严重的反人类罪”……人类始终在以实际行动弥补历史过错、捍卫人的尊严，这本就是对世界废奴历史的尊重，是国际社会对人权底线的集体坚守，也是全球人权治理进程中的重要进步。 

然而，当国际社会致力于正视奴隶制的历史罪恶、推动人权正义时，美国却以“今日国家不应为历史过错负责”为由投出反对票，拒绝承认赔偿义务。对此，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这一借口在道义与法律层面皆站不住脚。他认为，从道义上讲，西方国家近代工业是以罪恶的奴隶贸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们不应该对饱受奴隶贸易之害的国家提出的要求和呼声充耳不闻。从法律层面而言，即便奴隶制盛行时期尚无明确成文公约禁止相关行为，但基于自然法和一般法律原则，这种剥夺人类自由、践踏生命尊严的暴行本就毫无合法性；而根据“国家应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的国际法原则，国家责任不会因政权更迭或时间流逝而消解，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更讽刺的是，美国并非不懂历史赔偿的法理与道义，它曾为二战期间被非法禁闭的日裔美国人作出赔偿，却对非洲裔的奴隶制历史创伤视而不见；它要求其他国家正视人权问题，却对自身的历史罪恶避重就轻，其实质不过是奉行“利益至上”的一贯表现。 

在距离联合国“最严重反人类罪”决议投票仅三天后，恰逢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67年前的3月28日，西藏延续千年的封建农奴制被彻底废除，占西藏总人口95%以上的百万农奴翻身做了主人，这一壮举被公认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类似事件所少有的完全彻底的解放”，是世界人权保障进程中的光辉一页，成为人类废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国却将代表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主阶级残余势力的十四世达赖及其为首的达赖集团视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秉持“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态度，当需要施压中国时，便高调支持、沆瀣一气；当战略对话需要缓和时，则暂时低调处理——这种“冷热交替”的选择，无不出于其反华的政治需要。 

西藏农奴抱着新生儿来到农奴主家登记并交纳人头税 图：光明日报

无视自身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移民人权危机，致使国内非洲裔被警察杀害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超过32万名无父母陪伴的移民儿童在美国失去行踪；漠视国际法的权威，成为抵制联合国人权监督的“恶劣先例”；肆意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甚至强掳他国领袖总统，伙同以色列偷袭伊朗，杀害他国政府高层领导和无数平民……美国的一系列行为，让人们不禁想问：这个标榜“人权灯塔”　的国家在乎的到底是什么？ 

只要能维护其霸权，纵使是最严重的反人类罪，也能投下反对票；只要能遏制他国发展，纵使是反动的分裂集团，也能倾力扶持；只要能满足自身利益，纵使是国际法准则、国际社会共识，也能肆意践踏。在这种“利益至上”的霸权逻辑中，人们也许能找到答案，美国在乎的，只有自身的霸权地位和现实利益，哪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29日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出一番狂言，“老实说，我最想做的就是夺取伊朗的石油，但美国国内有些‘蠢货’会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们就是蠢货。”或许，这种站在人类对立面的行径能让全世界人民看得更清楚，谁才是真正的“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