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边嘉措与西藏往事（2）—我给乌兰夫同志当翻译》

　　降边嘉措  1938年出生在巴塘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藏族史诗《格萨尔》和藏族文学。编写了近80万字的《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一书。曾作为《康巴讲坛》栏目的主讲嘉宾之一,讲述过“格萨尔说唱艺人”和“红色文化”系列。

　　1984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前左一),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前右一),十世班禅(后左一)等出席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工作展览”开幕式。

　　乌兰夫(右)与十世班禅大师在一起。

　　上世纪50年代初,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三位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主管统战、民族和宗教工作的最高领导者。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后,李维汉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再担任中央民委主任的职务。乌兰夫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民委主任。刘格平当选为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他们同时继续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他们合作得很好,为贯彻执行党的统战和民族宗教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直接与乌兰夫同志接触,是在参加党的“八大”文件的翻译期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大”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京举行。由于旅途耽搁,我到北京时,“八大”刚刚闭幕。不过,我即便赶到了也不用到会上翻译,因为“八大”只有三位藏族代表,即:四川的天宝、青海的扎西旺徐和四川甘孜州的钦饶,他们都懂汉语。我们的任务是翻译大会文件,如毛主席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等,以及各部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负责人的大会发言。

　　中央民委翻译局首任局长朋斯克(蒙古族)让我翻译乌兰夫同志的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党胜利地解决了国内民族问题》,这也是我独立翻译的第一篇文章。在“八大”上,乌兰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又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民委主任,他的发言是指导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文件。这个文件,在李维汉主持下,经统战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

　　朋斯克局长把参加翻译乌兰夫发言的6个文种的翻译人员召集在一起,一再强调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让我们认真翻译。他说,乌兰夫同志的发言,不但要收入大会的文件汇编,还要出版单行本。

　　“八大”结束后,正是国庆前夕,乌兰夫、刘格平带领出席“八大”的少数民族代表,到中央民委机关看望在京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那时中央民委在北兵马司,机关人不多,下属单位也只有中央民族歌舞团、民族出版社和新成立的中央民委翻译局(现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

　　我们在中央民委一个不大的会议室,与十多位“八大”代表见面,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与我们都亲切握手,并讲了话。那天主要是谈召开“八大”的重要历史意义,他们强调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中央、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我国各族人民之间已经建立了新型的民族关系,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八大”路线的指引下,开创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我是第一次听乌兰夫同志讲话。他声音很洪亮,带着浓重的绥远一带的北方口音,有一种草原牧民的阳刚之气。他观点明确,重点突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乌兰夫对我们说,翻译出版工作很重要,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对翻译工作历来十分关心和重视。1953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成立了民族出版社,创办了《民族画报》,总理亲自为民族出版社题词,为《民族画报》题写刊名。去年,中央又决定成立翻译局,你们大家都知道,这是总理亲自批准的。翻译局刚成立,参加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八大”进行翻译,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光荣的。

　　乌兰夫又说,我们统战部和两委(这是当时一个习惯说法,指中央民委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领导,对翻译出版工作更是非常关心和重视。李维汉同志在接见少数民族同志时,先不问部领导和两委领导来了没有,首先问翻译来了没有?是谁担任翻译?

　　乌兰夫和赛福鼎自己就做过翻译工作。上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李大钊和北方局派乌兰夫、朋斯克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到苏联学习。由于他们俄语学得很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给苏联老师当翻译,还协助苏联老师给中国留学生上辅导课。听乌兰夫讲课的有邓小平、杨尚昆,还有当时在苏联学习的蒋经国等人。杨尚昆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职务比乌兰夫高,但依然对乌兰夫非常尊重,有时还称他为“老师”,讲几句俄语。

　　乌兰夫还参加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担任翻译工作。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那次会议无法在国内召开,那也是我们党在国外召开的唯一一次代表大会。周恩来等同志秘密从上海到莫斯科出席会议。大会还专门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党关于国内民族工作的第一个决议,说明党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

　　由于有这种经历,乌兰夫和赛福鼎既知道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又懂得翻译工作的辛苦,所以讲的话既深刻,又中肯、亲切,使我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增强了我的责任感和光荣感。

　　转眼到了国庆,那期间,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等领导同志会见了西藏等地参加国庆观礼的藏族代表和西藏妇女参观团,我为他们担任了翻译。

　　我最后一次为乌兰夫担任翻译是在1980年8月至9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期间。9月15日至22日,全国人大民委五届二次会议举行,这是自1962年的民族工作会议后,时隔18年召开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关于民族工作的会议。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和十世班禅大师四位副委员长同时出席。出席会议的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会上,乌兰夫作了《关于认真做好民族立法工作》的报告;阿沛·阿旺晋美作了全国人大民委的工作报告。李维汉会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发表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由于新中国已经成立几十年了,很多参加会议的少数民族干部都已经会汉语,不需要翻译了,为了节省时间、突出重点,表示对班禅大师和阿沛·阿旺晋美两位副委员长的尊重,乌兰夫在征求各位代表和委员的意见后,决定只用藏语翻译,并决定由我来担任这个任务。

　　休会的时候,在三楼休息室,我向乌兰夫同志汇报,我说:“乌部长,今天我能给您当翻译,感到很高兴,也很光荣。”乌兰夫感到有点奇怪,反问我:“为什么?”

　　我解释说:“乌部长,您可能记不得了,24年前,我刚到北京,参加‘八大’翻译,翻译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您的大会发言。我现在要离开民委系统,以后再不会有机会参加翻译了。而最后一次,又是给您当翻译。按照我们藏族的说法,是有头有尾,善始善终,吉祥圆满。”

　　乌兰夫问我:“你要到哪里去?”

　　还没有等我回答,快人快语的班禅大师指着我,风趣地说:“降边看不上翻译工作,不愿给我们当翻译,要去当大学者、大作家。”然后代我讲了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事。

　　乌兰夫同志说,中国社科院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事他知道,这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学事业,是对民族工作的支持。“静仁同志(指杨静仁,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国家民委主任)给我谈过,我说坚决支持,上次还当面向周扬同志表示感谢。”他说。

　　周扬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从职务上讲,乌兰夫、杨静仁等同志都比他高。但是,在延安时期,周扬曾给民族学院的师生们上过课,他们把周扬当作老师,对他十分尊重。

　　乌兰夫笑着对班禅大师说:“你们藏族的喇嘛活佛多,领导干部多,翻译人才也不少,可是作家和学者好像不太多。他有这方面的爱好和特长,就让他去吧!”

　　乌兰夫又亲切地鼓励我说:“你就在社科院好好干吧,将来当个藏族的大作家、大学者。”

　　“大作家、大学者不敢当,但是我爱好文学。”我说,“乌部长,您刚才讲了,少数民族的文学事业,也是整个民族工作的一部分。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归您领导。以后还希望您继续关怀和支持民族文学事业。蒙古族的文学事业,在您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发展很快,走在各兄弟民族的前面。相比之下,我们藏族的文学事业,要落后得多。”

　　班禅大师笑着说:“降边这是在批评我们。”大师转而用严肃的口吻说:“不过他批评得对。不只是文学,我们藏族在很多方面都落后了,要赶紧赶上去。还要乌部长多关心。”阿沛·阿旺晋美也表示赞成班禅大师的意见。

　　从1955年初到1980年9月,在整整25年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给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和刘格平担任翻译。接触最多、同时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有三次:1956年的“八大”,1962年和1980年的两次民族工作会议。它们分别代表了我国民族工作中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这三个历史的转变时期,李维汉、乌兰夫、习仲勋和刘格平作为我国统战、民族、宗教战线的高层领导人,发表了重要讲话,认真总结了我国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他们的报告和讲话,是研究我国民族工作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献,即使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做好我国民族工作,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我为有机会参加翻译工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感到非常光荣。更为重要的是,这期间,我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育,受益终生。

　　(本文由中国民族报记者肖静芳整理,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