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边嘉措与西藏往事（3）—我给十世班禅大师当翻译（上）

　　　降边嘉措  1938年出生在巴塘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藏族史诗《格萨尔》和藏族文学。编写了近80万字的《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一书。曾作为《康巴讲坛》栏目的主讲嘉宾之一,讲述过“格萨尔说唱艺人”和“红色文化”系列。

　　1960年1月,周恩来会见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在第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十四世达赖(右一)和十世班禅(右二)投票。

　　我第一次见到十世班禅大师,是在1952年4月28日。他从西宁到达拉萨,受到拉萨市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我所在的西藏军区文工团的战士们,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在张国华司令员和谭冠三政委率领下,前往郊外迎接。后来,文工团又为班禅举行专场演出,一位女同志报幕,我当翻译。

　　演出结束后,谭政委、范明副政委陪同大师向我们表示慰问。当时军区文工团只有4名藏族人,我是最小的,也是唯一的男性。团首长让我代表全团文艺战士向班禅大师敬献哈达。后来,班禅大师对我说:“当时我感到有点奇怪,怎么有这么小的解放军?”那时我只有14岁。

　　我与十世班禅身份不同,地位不同。他是大活佛,我是解放军;他是民族宗教界领袖人物,后来成为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我是一个普通战士,后来在党的培养下,成为一名翻译、作家和学者。但是,我与十世班禅也有一些共同点。我与他同岁,都属虎,生于1938年。我们属于同一时代的人,共同经历了当代藏族社会的历史性变革,有大致相同的人生体味。

　　由于班禅的特殊地位,他与达赖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西藏和整个藏区形势发展的一个因素。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有两条专门谈到达赖与班禅的关系。解放军进藏后,围绕着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的关系、班禅与中共西藏工委的关系,大家讨论很多。领导也经常给我们讲有关班禅的问题,以此作为“政治学习”和“形势报告”的一个重要内容。

　　1959年3月,拉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3·10”事件。4月,十世班禅到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也同时召开。我和图旺等同志参加大会工作,为班禅和喜饶嘉措两位大师及藏族代表委员做翻译。

　　由于西藏事件的发生,西藏问题成为两会的重要议题,班禅和喜饶嘉措两位大师也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人物。两位大师都在人大、政协的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受到全体代表委员的热烈欢迎。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政协会议上又继续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担任这两项职位的人并不多,说明班禅大师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从那以后,一直到1962年8月,每次全国两会及其它一些会议,我都为班禅大师当翻译。这期间,大师的活动非常繁忙,我通过翻译工作,在与大师的接触中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给班禅大师翻译调查报告的过程。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国外后,周总理颁发命令,任命班禅大师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领导筹委会的工作。

　　那一年,班禅大师才21岁。他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以满腔热情投入到藏区民主改革运动中。但是,他发现在民主改革、宗教改革中存在着一些错误。因此,与西藏工委的领导同志发生了分歧。1959年9月,班禅大师到北京,先后向周总理、习仲勋副总理以及李维汉、乌兰夫等同志作了汇报。

　　1960年夏天,班禅大师再次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毛主席带头不吃肉,但是对班禅大师在生活上做了很好的安排。中央还责成李维汉和陈叔通两位副委员长、统战部汪锋副部长陪同他到南方参观访问,同时听取他的意见。他们从北京出发,先到成都,然后到重庆,顺江而下,过三峡,到武汉,再到上海,最终在上海形成《李维汉与班禅大师谈话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上报中央。担任此次翻译的是李佐民。

　　《纪要》上报中央后,中央十分重视并将其转发西南局和西北局。以刘澜涛为首的西北局对班禅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客观和冷静的态度,虚心听取,认真考虑。后经中央批准,改组了青海省委和甘肃省委。但是,在西藏和四川藏区,“左”的错误还在继续发展,影响严重。班禅大师认为,有必要将他的意见和藏区的实际情况,向中央作全面系统的汇报。

　　从1960年底开始,他一边继续调查研究,一边开始撰写调查报告。1961年五六月份,报告初稿基本完成。班禅大师一方面把藏文稿拿去征求喜饶嘉措大师、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人的意见,同时组织翻译报告。

　  中央统战部和西藏工委对班禅大师这份报告的翻译也很重视。本来大师有自己的班禅驻京办事处,民族文化宫也安排有达赖、班禅的住处。但出于保密、安全等方面考虑,中央特意安排班禅大师住在东交民巷23号,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住过的地方,条件比较好。院内共三座楼,一座楼里住着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另一座楼里住着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主楼给了班禅大师。

　　我和李舞阳、白登被中央派来当翻译,班禅大师自己也带了些翻译,包括专门从四川甘孜州请来了九世班禅的翻译刘家驹先生,他的翻译水平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班禅大师对他很尊重,也很信任。

　　班禅大师的报告译成汉文,共有7万多字,有人将它称之为《7万言书》。在正常情况下,7万多字,那么多人参加翻译,几天就翻译完了。但在当时,前前后后搞了几个月。对翻译人员,有严格的规定,分到哪一段,就翻译哪一段,互相不能交流,更不准议论。翻译的稿纸,连废纸也不能带出去,统一由专人销毁。

　　就我自己来讲,过去只做汉文译成藏文的工作,没有做过藏文译成汉文的工作,我自己也缺乏信心。但我知道,一个优秀的全面的翻译,既要能够口译,又要能够笔译;既要能够从甲种文字翻译成乙种文字,又要能够从乙种文字翻译成甲种文字,搞好双向翻译。我对口译比较熟悉,但笔译就没有把握,用藏文的机会多些,汉文就相对差些。于是,我把这次翻译当成学习提高的机会。

　　我们分成3个翻译小组,我和白登是一个组,为了保证译文质量,我们一起讨论,互相提意见,最后请刘家驹先生审定。刘先生本人是所谓“旧人员”,给国民党干过事,有“历史包袱”。所以他十分谨慎,稿子看得很仔细,但不轻易动一个字。他不断地说:“他们年轻人翻译得比我好。”

　　刘先生看过后,再送到统战部民族宗教局看。那里没有人懂藏文,他们主要从文字上修改,有时也可能请懂藏文的人审稿。其中,有一稿改动很大,几乎是重译。班禅大师的原文是通俗的现代藏文,但那份汉文译稿却用了不少文言文。可以看出,译者的汉文水平很高,对佛学词汇很熟悉,但对藏语口语不熟悉,尤其是不了解西藏的情况,对民主改革以来的新词术语不熟悉。后来才知道,有关部门对我们的翻译水平不放心,请中国佛教协会的法尊法师和巨赞法师翻译审定,他们精通汉、藏文。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就没有到过藏区。

　　这样经过几次反复,大家认为翻译得差不多了,就把报告打印出来,然后征求各有关方面的意见。那些领导没有一个人懂藏文,送去的也只有汉文稿,而藏文本由班禅大师本人掌握。因此,反馈过来的意见,基本上不是针对翻译技术,而是针对内容本身。但有的领导同志出于各种考虑,主要考虑班禅大师的接受程度,就说成是对“译文”的意见,是“翻译问题”,批评没有翻译好班禅副委员长的报告。

　　大组讨论时,有时班禅大师亲自主持,多数情况下,由计晋美代表他参加。在我的印象中,习仲勋没有参加过译文的讨论,但对翻译工作的进展十分关心,多次到东交民巷单独会见班禅,听取汇报,交换意见。

　　因为党内有不同意见,对报告讨论来讨论去,反复多次。班禅大师本人也继续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这期间,他还曾到青海、甘肃、新疆等地视察过一次,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报告。他每修改一次,我们就要重新翻译一次。这样前前后后拖了好几个月,从1961年到1962年。

　　关于“情况汇报”的形成过程,是西藏工作乃至我国民族工作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记取。

　　(本文由本报记者肖静芳整理,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