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边嘉措与西藏往事（3）—我给十世班禅大师当翻译（中）

1951年4月22日,习仲勋(前左)率领西北军政代表热烈欢迎途经西安赴北京的十世班禅大师(前右)。 

　　1961年,十世班禅大师(前排右一)在李维汉(前排右二)的陪同下前往井冈山参观。

　　针对藏区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十世班禅大师向中央写了“情况汇报”。中央对此十分重视,1961年至1962年间,在北京专门组织人员对7万多字的“情况汇报”进行翻译,我是翻译人员之一。

　　通过这次翻译工作,我对班禅大师的为人、政治态度和他的学识有了直接具体的了解。通过翻译他的调查研究报告,我对于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区所发生的问题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情况汇报”中提供的材料并不像有些人后来批判的那样,是“被打倒的反动农奴主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通过班禅大师的嘴“攻击党和人民政府”,“攻击民主改革”,“向翻身农奴反攻倒算”,企图“恢复封建农奴制度”。相反,这些材料绝大多数是基层干部、农奴群众、贫苦喇嘛所反映的,代表了广大贫苦农奴和普通僧尼的利益和愿望。

　　1988年11月,应《人物》杂志编辑部之约,我准备写《班禅大师》一文,向班禅大师请教了几个问题,重点是“情况汇报”的写作过程和评价问题。大师向我讲了一件事:1961年底,这份报告翻译出来后,先给李维汉等首长审阅。一天下午,中央统战部给班禅大师打电话,说李部长请他赶紧到部里去一趟,还明确说不要带翻译,因为班禅大师会讲简单的汉语。

　　班禅大师到了中央统战部,早已在门口等候的秘书把他请到李维汉的办公室。李维汉坐在大办公桌后面,没有起身,也没有同他握手,只招了招手,示意请坐,这很不同于以往。班禅大师见李维汉态度严肃,沉着脸,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有点紧张。这时,李维汉指着桌子上的材料,严肃地对他说:“这些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班禅大师这才发现,桌子上的材料正是自己写的报告。班禅大师坦然地对李维汉说:“全是真的。”李维汉提的问题,是关于平叛扩大化的,还问了一些具体数字和具体情节。

　　李维汉坐在椅子上,看着面前的材料,默默无语。过了好一阵,他像是对班禅大师说,又像在自言自语:“怎么能这样!”那时,班禅大师的汉语说得不好,身边又没有带翻译,看着李维汉严峻的神态,不知说什么好。

　　又是一阵沉默。班禅大师看到李维汉盯着面前的材料,脸色惨白,额头上冒着冷汗。他知道李部长身体不太好,就劝他不要看了,回家休息。这时,正好秘书进来送文件,也发现李维汉脸色不好,就立即打电话叫了保健医生。李维汉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好像还在继续思索什么问题。班禅大师上去搀扶他,发现他的手冰凉。后来,听说他血压升高,心跳加快,休息了好几天。

　　班禅大师曾对我说,他1951年4月到北京时就认识李维汉部长。在中央领导同志里,李维汉是与他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可以说是忘年之交、莫逆之交。“阿沛副委员长说李部长是他的良师益友,李部长更是我的良师益友。”班禅大师说,李部长与其他领导人不同,性格内向,比较严谨,平时会见客人都是在会议室或会客厅,而这次让班禅大师进他的办公室,可能是要重点跟他谈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但因为身体原因,什么也没有谈成。

　　“李部长和习老都是好人,有实事求是精神,他们关心各族人民的疾苦,也了解藏族人民的苦难。”大师不无痛惜地说,“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李部长和习老都受到牵连,吃了很大的苦头。”

　　班禅大师还曾对我说:“乌兰夫部长也很关心我的报告。有一次他从内蒙古到北京专门接见我,说我的报告写得很好。那些情况很重要,应该直接向主席、总理汇报,让中央知道藏区发生的事情。”

　　班禅大师的报告于1962年六七月份经周总理报送中央。周总理亲自找班禅大师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人谈话,要他们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亲密合作,共同把西藏的事情办好。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形成了4个文件,对纠正“左”的错误作了许多具体规定。

　　当时,中央已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大力纠正“左”的错误。纠正藏区平叛和改革中“左”的错误,也是调整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的一个内容。在整顿过程中,中央撤销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的职务,改组青海省委,指出他们犯了“路线性的错误”;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杨植霖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调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任青海省省长;撤销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孙光的职务,取消其少将军衔;恢复扎西旺徐青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职务;撤销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职务,让汪锋接任。

　　乌兰夫还以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名义,建议中央把参加青海、西藏平叛的内蒙古骑兵师调回内蒙古。中央批准了乌兰夫的建议。

　　但是,1962年9月,即班禅大师的报告上交仅两个多月后,在北京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就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段斗争”的号召。不久,在西藏开始批判班禅大师,在北京开始批判喜饶嘉措大师。后来,有人把两位大师联系起来批判,说他们组成了“班禅、喜饶嘉措反革命叛国集团”。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撤销了班禅大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1968年,班禅大师蒙冤入狱,直到粉碎“四人帮”两年以后才恢复自由。

　　班禅大师的报告,对于纠正藏区平叛改革过程中“左”的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其历史功绩所在。有人说,班禅大师写“七万言书”是受了他的经师恩久活佛和计晋美的挑唆和鼓动,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事实上,恩久活佛、班禅大师的父母亲、计晋美等人都是坚决反对班禅大师写书面材料的,因为他们亲眼见到各种政治运动中因言惹祸造成的严重后果。

　　从班禅大师的角度来看,在旧西藏,虽然历来把达赖喇嘛与班禅相提并论,但是实际上达赖集团控制着整个西藏地方的政权,而班禅集团直接管辖的地区极其有限。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十七条协议”,班禅大师才恢复了固有的地位和职权,才能返回故乡日喀则。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国外后,噶厦政府被解散,班禅大师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很多人看来,这是班禅大师最好的时期,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这样好的机遇,他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只享受人民的爱戴就行了。

　　但是,班禅大师为什么要力排众议,坚持写这个报告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藏区平叛改革过程中,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的确也出现了错误,伤害了一些藏族群众的利益,在国内外会造成不好的影响。班禅大师正是站在维护共产党、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角度,才义无反顾地提意见。正如他后来所概括的那样:“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藏族人民,热爱自己虔诚信奉的佛教。”这“四热爱”是班禅大师基本的政治态度,也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本文由本报记者肖静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