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边嘉措与西藏往事（3）—我给十世班禅大师当翻译（下）

　　1988年5月,班禅大师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授全体师生密乘大威德十三尊灌顶。

　　降边嘉措所著《班禅大师》一书封面。

　　班禅大师在京撰写向中央报告藏区民主改革的“情况汇报”期间,中央对他十分关心。据我所知,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都接见过他,陈毅、贺龙、彭真、乌兰夫、习仲勋、汪锋等中央领导同志有时也去看望他,与他谈心。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带头不吃肉,每餐只有两菜一汤。当时,连班禅大师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相信中央领导会过如此清苦的生活。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班禅大师自己也不相信,认为这是为了“教育群众”。

　　有一次,陈毅、贺龙等领导同志来看望班禅大师,班禅大师拿出苹果来招待客人。起初,大家都很客气,谁也不动手,大师就亲自动手把苹果递给他们,客人们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吃得很香。陈毅同志失口说了一句:“好久没有吃到苹果了,真好吃!”

　　班禅大师感到很惊奇,不禁问道:“真的没有吃苹果?”

　　陈毅颇为感慨地说:“困难时期,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水果?”

　　班禅大师感到更惊讶了:“您作为外交部长,天天接见外宾,就不吃水果?”

　　陈毅说:“那是给外宾的,我们不能吃。外交部几千人,我这个部长带头违反纪律,下面的人还怎么管得了?”

　　临走时,班禅大师让陈毅等领导同志把剩下的水果都带走。客人们开始不好意思拿,班禅大师一再说这里水果有的是,吃不了,陈毅才笑着说:“既然大师做施主,给我们布施,那我们就不客气啦。我拿一个回去给夫人张茜吃,让她解解馋。”

　　贺龙风趣地说:“您这陈老总,心不诚,哪里是来看望大师的?您这位游击专家,到这里‘打游击’来了。”

　　陈毅爽朗地笑起来,自我解嘲地说:“都是自己人,老朋友,哪里说得上‘打游击’!”

　　还有一次,陈毅、贺龙等人来做客时,班禅大师发现在座的人中,只有贺龙抽烟。贺龙拿出打火机(那时大家习惯称“火石”),打了半天也打不着。大师问他:“是不是没有油了?让司机找一点去。”

　　贺龙说:“有油,可能火石用完了。”

　　大师说:“那就换一个吧!”

　　“没有了,这是最后一个。”贺龙把打火机装进兜里说,“让它休息一下吧!我请国华(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给我找一个新的,至今渺无音信。”

　　陈毅请服务员拿盒火柴来,对贺龙说:“还是讲点爱国主义,用国货吧!”

　　那时中印边境贸易尚未中断,火石之类的小东西在西藏还是很好买的。大师说:“您为什么不早说?火石很好找嘛!”他当即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你们有没有?”在场的几个藏族干部都有打火机,他们把自己的火石送给了贺龙元帅。

　　大师问:“还要不要?”贺龙笑着说:“贺龙用兵,多多益善。军委好些人,早就没有这东西了。”

　　大师对我说:“降边,你再去找一点!”

　　大师身边的人,谁抽烟,谁用打火机,我比较熟悉,很快就找到了一些,交给大师,送给贺龙。贺龙向大师表示感谢,又对我说:“喂!小同志,请你代我向那些藏族朋友表示感谢!”

　　这次轮到陈毅来“进攻”:“您这游击司令,太不像话,跑到大师家来搜索!”

　　大师重感情,讲信用,小事也是这样。后来他让人从日喀则买了几包火石,送给贺龙元帅。

　　这样一些生活小事,使班禅大师深受感动。他说,陈毅、贺龙声名赫赫,是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却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居然找不到一小包火石,而外交部长连苹果都吃不到。相比之下,自己的生活太优裕,党和国家对自己的照顾太多、太好了。

　　那时,班禅大师和他的随行人员的生活费是实报实销,保障供应,所需副食品都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特别供应站供给的。他们没有感到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即便是一般的随员,每天的生活标准也是5元,而且经常有鸡鸭鱼肉可吃。乌兰夫知道大师爱吃牛羊肉,还特意从内蒙古给大师送了几次牛羊肉。就连我这样的工作人员,也跟着沾光,每顿只交4两粮票、4角钱,就能吃顿饱饭,还可以吃到“富强粉”和“小站米”。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吃顿饭算什么?可真正经历过饥饿年代的人,才知道那有多么珍贵。

　　班禅大师感叹,这样廉洁的政党,这样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的干部,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他从心底里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崇敬毛主席、周总理、陈毅、贺龙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认为,有这样英明伟大的党,有这样卓越的国家领导人,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也没有什么失误不能纠正。由此,他更加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坦诚相待、肝胆相照、共渡难关的信心和决心。

　　“文革”结束,班禅大师也结束了蒙冤9年10个月的牢狱生涯。他于1977年10月出狱后,我又给他当翻译,直到1981年1月,我被调到中国社科院从事藏族文学研究。尽管工作上没什么联系了,但我与班禅大师个人之间的交往始终没有中断。大师住东总布胡同,与中国社科院只有一街之隔,联系起来很方便。

　　1988年初,《人物》杂志约我写一篇介绍班禅大师生平事迹的文章。我当即向大师汇报,想向他请教几个问题,但因当时拉萨发生骚乱,大师一直很忙,后来他说:“你先写吧,我的事你都清楚。”11月,初稿完成,有2万余字,我送给大师审阅。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华儿女》编辑部约我写一部正式的班禅传记。我亦早有此念,便欣然从命,很快写了一份详细提纲,有5万多字。12月中旬,又向大师汇报。两个刊物都希望大师提供照片,作为封面和插页。《中华儿女》还请大师为该刊题词,大师都应允了。唯有写传之事,大师表示了不同意见,说:“写传是不是早了一点?我至少还要工作20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也可能犯错误,受挫折,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你怎么写?”

　　我说:“历代达赖、班禅都有传记。我想用新的形式、新的观念,为您和达赖喇嘛立传。能不能写好,写了能不能出版,以后再说。不过,从现在开始就要作准备,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比如,关于您9年10个月的监狱生活,我访问了很多人,都弄不清楚,只好请您帮忙。”大师表示愿意,他想了想,说:“最近我要去西藏参加灵塔开光仪式,回来和你谈,像讲《格萨尔》故事那样,给你讲上几天。”

　　我最后一次见到班禅大师是在1989年1月7日上午。头一天,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那天早晨,还飘着纷纷雪花。我踏着薄薄的积雪,到黄寺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向那里的高僧请教一些佛学方面的问题。我们正谈着,院子里喧腾起来,说班禅大师来了,请所有师生(全是活佛和僧侣)到大殿参加祈祷法会。

　　我事先不知道大师要来,更不知道要进行佛事活动。佛爷们都走了,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等着。大师远远地看见我,向我招手,示意我过去。大师问我:“你来干什么?”

　　我回答说:“我来向阿拉夏尔东请教几个问题。”

　　大师笑着说:“你倒抓得很紧啊!”

　　接着,我就谈到写传的事。大师说:“实在对不起,最近一直没有时间和你谈,你写的提纲我也没有看完。”他还告诉我,最近他特别忙,春节和藏历新年不一定能回北京。因此,要提前向中央领导拜年,趁机向中央汇报藏区的情况。大师随口向我提到的中央领导人有赵紫阳、李鹏、胡耀邦、彭真、万里、乔石、胡启立、习仲勋、严明复等。他还说,小平同志很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但通过办公厅送了一条哈达、一只羊,向他拜年,祝福他吉祥如意。

　　我知道大师给我讲这些话的用意,心想,这些活动都是将来写传的重要内容。由于祈祷法会马上要开始,我们的谈话就此中断了。

　　我热切地期待着大师回京后给我谈论更多的事情,介绍更详细的情况。万万没有想到,大师因操劳过度,于1989年1月28日遽然西归。噩耗传来,我感到万分震惊,万分悲痛。

　　大师逝世以后,我查阅了所能查阅的所有资料,访问了所有能访问的人物,走过了大师走过的所有藏族地区,去追寻大师的足迹。更重要的是,去探索大师不同寻常的心路历程,并为此创作了《班禅大师》一书。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我这样写道:“为了继承班禅大师的遗志,为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为了把西藏的事情办好,作为一个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一个藏族学者,我有责任将大师伟大而平凡的经历写出来,奉献给一切关心大师、关心西藏、关心藏族人民的人,并以此来悼念敬爱的班禅大师,寄托我的哀思。”

　　这不是一个学者或一个作者普通的创作计划或出版规划,而是我对生我养我的藏族人民的承诺,是我对各族人民的承诺,同时也是我对班禅大师的承诺和最好的悼念。

　　(本文由本报记者肖静芳整理。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