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塔之美：西夏时代的藏传佛塔

  宁夏同心县康济寺塔（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属于北传佛教的一支，主要是在中国的西藏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藏族的祖先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人，公元七世纪时，唐太宗李世民把宗室的女儿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赞普（即国王）松赞干布，佛教的信仰也随之来到了这个世界屋脊之上。公元九世纪中叶，赞普朗达玛禁止佛教流传，西藏所谓的“前弘期佛教”便终止了。到了公元十世纪后期，佛教在藏族地区再度复兴，开始了“后弘期佛教”。藏传佛教的教义以大乘佛教为主，特别重视大乘中的密教，他们有严密的寺院组织和学经制度，有译成了藏文的完整的经、律、论三藏经典。除了西藏地区之外，藏传佛教还流行（或曾经流行）于青海、四川康巴、甘肃、内蒙、宁夏、陕西、河北（及北京）等地区。特别是从元朝以后，在统治阶层的大力扶植下，汉传佛教流行的地方也渗入了不少藏传佛教的建筑与艺术。于是，一座座喇嘛教特有的宝塔，便在中国的大地上拔地而起了。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个分支，他们最初生活在今青海和四川的西北部，过着游牧和狩猎的生活。到了北宋初年，党项族已经逐渐迁移到了河套地区，并伸向甘肃的河西走廊。1038年，他们的首领李元昊以兴庆（今宁夏银川市）为首都，建立了“大夏”地方政权。李元昊自称皇帝，他通过兼并战争，控制了今甘肃、宁夏、青海和陕西、内蒙古的一部分，历史上称这个国家为“西夏”，与辽国、金国先后成为与北宋“三足鼎立”的政权。直到　　1227年，西夏国最终被蒙古族消灭。在这190年的时间里，西夏为我们留下的佛教文化遗产数目是相当惊人的，其中佛塔就是令人注目的一项内容。

　　银川拜寺口双塔（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甘肃敦煌城子湾花塔（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西夏的历代皇帝都崇奉佛教，连开国皇帝李元昊本人从小就了解佛教的基本理论，而且学会了吐蕃和汉族的语言文字。在他们的提倡与扶持之下，西夏国的佛教出现了兴盛景况。从总的方面来看，西夏的佛教是从周边国家相继传入的，他们主要吸收的是中原地区汉民族的佛教，在将外国的佛经翻译为西夏文的时候，又得到了回鹘僧人的帮助和支持。在原属于西夏国境内的宁夏与甘肃地区，我们就不难发现西夏国仿照汉族楼阁式、密檐式、亭阁式、花塔等样式建造的佛塔，如银川承天寺塔，为八角形平面的十一层楼阁式砖塔，高64.5米，是夏国皇太后为了瘗埋佛顶骨舍利于公元1050年建造的；宁夏中宁鸣沙州城安庆寺塔，为八角形平面的七层楼阁式砖塔；宁夏同心县康济寺塔，残高39.2米，为八角形平面的十三层密檐式砖塔；宁夏贺兰县贺兰山拜寺沟内的方形平面十三层楼阁式砖塔；贺兰山拜寺口双塔，都是八角形平面的十三层密檐式砖塔；敦煌莫高窟前的原老君堂慈氏塔，是一座八角形平面的单层土坯木构亭阁式塔，高约5.5米，大约建造于公元十二世纪后半期；甘肃敦煌城子湾花塔是用土坯砌筑成的，表面用细泥塑制出了各种装饰，在八角形塔身的上部是多层宝装莲花塔身，很像一个巨大的圆锥形花束，它的时代可能略早于慈氏塔，等等。在西夏国发展的中后期，西夏的佛教界对吐蕃佛教也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使藏传佛教在西夏国中得到了迅速传播，形成了西夏佛教多来源、多层次的繁荣景象。

　　从历史上看，党项和吐蕃两个民族的地域相连、渊源接近，文化交流也颇为频繁。根据藏文文献《贤者喜宴》的记载：西藏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初祖法王都松钦巴（公元1110—1193年）很受西夏王泰呼的崇敬，泰呼王派遣使臣入藏迎请都松钦巴到西夏传法，都松钦巴不能前往，就派遣弟子格西藏索哇来到西夏。藏索哇很受西夏王的宠信，被尊为上师，在西夏国中传授西藏佛教的经义和仪轨，并且组织力量大规模地翻译佛经。这里的西夏王，就是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公元1140—1193年在位）。西藏萨迦派的祖师札巴坚赞（公元1147—1216年）的弟子迥巴瓦国师觉本，也曾经被西夏皇帝奉为上师。看来，在李仁孝执政时期，吐蕃佛教中的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都已经传入西夏，并且在朝野上下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目前所能见到的汉、西夏、藏文材料表明，西夏佛教接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主要是在西夏后期。在这一时期内，西夏和吐蕃的关系日趋密切，西夏国的佛教也从藏传佛教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从佛经的传译、寺庙佛塔的建设、僧人的培养等各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藏传佛教的印记。藏语称佛塔为“觉顿”，下面，我们就主要看看西夏国当时建造的受藏传佛教影响的佛塔情况。

　　                                                                             宁夏贺兰宏佛塔（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 

　　宁夏贺兰县的宏佛塔，是一座罕见的三层八角形楼阁式与覆钵式相组合的西夏佛塔，残高有28.34米，它的总体造型与辽代的天津蓟县观音寺舍利塔、北京房山云居寺北塔很相似，所以应该是接受辽国同类佛塔影响的结果。与此同时，宏佛塔上半部的覆钵式塔具有十字折角形平面的基座，是藏传佛教佛塔所惯用的造型，另外，拜寺口双塔的塔刹也做成了藏式覆钵塔多重相轮的形式，同心县康济寺塔的塔刹则是一座小型喇嘛塔的形状，这些现象似乎说明了它们接受藏传佛教佛塔艺术影响的成份。

　　黑水城，是西夏国的北部重镇，黑水镇燕军司的驻所，以后又是元代的亦集乃路城，它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河支流纳林河东面的巴丹吉林沙漠边沿地带。由于流沙的侵袭，这座从河西走廊通向漠北地区驿路上的重要枢纽在明朝初年湮废了。1907年至1909年间，俄罗斯的著名考察家科兹洛夫在中亚探险期间发现了这座令人神往的古城，并且发掘出了三百多幅佛教绘画作品，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具有浓厚藏传佛教风格的密教唐卡。在黑水城遗址的西半部有佛塔三座和几座寺庙遗迹，在城的西北角有佛塔五座，城外的西北部还有一处小佛塔群，总计城内外共有佛塔二十多座。这些佛塔都是用土坯垒砌的覆钵式塔，塔基的平面呈十字折角形，塔身的覆钵体有的呈覆钟形，有的呈多半圆球形，在塔身的中部插着木质的刹杆，用来承托塔刹相轮。类似的佛塔形制还可以在石嘴山市涝坝沟口北侧山崖的浮雕塔中见到。黑水城的覆钵式塔都是在西夏和元代建造成的，与我们一般概念中的藏传喇嘛教覆钵式塔风格是基本一致的，所以，黑水城当年的佛教是偏重地选择了藏传佛教，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宁夏青铜峡市南面、黄河西岸的峡口山上，呈等腰三角形的阶梯状排列着一百零八座覆钵式塔，极为壮观。这些塔原来都是用土坯建造的，到了清朝初年才在外面包了一层砖。一百零八塔都是覆钵式塔，1987年文物工作者在维修过程中，拆除了外面的砌砖之后，发现了一些原来的土坯残塔，它们的基座平面都是“亚”字形的，有的还保存着大部分钟形覆钵塔身。位于最上方的一塔最为高大，有4.94米高，第一至十一层塔的高度都在2米左右，把佛塔组合成一百零八座的形成，这种作法也是向藏传佛教学习的结果，因为我们在西藏西部芒囊译师寺附近就可以看到排成一列的一百零八塔，而在汉族地区却找不到相同的例子。

　　西夏国的藏传佛教佛塔，为我们探索藏式佛塔发展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线索，因为在藏传佛教发展的中心区域——青海与西藏，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元朝以前的佛教艺术遗存了。这些西夏国的藏式佛塔，就是目前我们已经发现的一批时代最早的藏传佛教佛塔实物。特别是象青铜峡一百零八塔那样的艺术杰作，在我们的心目中完全可以作为西夏古塔的代表作和党项民族古老文化艺术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