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保护利用，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居世界前列。

申遗成功再次引发人们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的关注。当下，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利用现状如何？面临哪些困难？如何更好地加强保护利用工作？记者对此展开采访。

成绩亮眼，机遇挑战并存

目前，我国拥有59项世界遗产、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它们蕴含着巨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投入6亿元，支持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一批高水平的保护、管理、展示项目也加快实施。目前，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的保护总面积达7.9万平方公里，涵盖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各类自然公园等上百个自然保护地。

同时，各地积极探索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新路径、新方法，涌现出一批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优秀实践案例。比如，武夷山推出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站”两级管理体系，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以“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模式推动遗产地社区可持续发展，黄山提出景点封闭轮休制度、有偿救援制度，泰山设立“智慧泰山”综合保护管理体系，梵净山实施黔金丝猴拯救保护工程等。

中国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的投入和取得的成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2020年世界遗产展望》中的权威评估，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中，全球整体状况处于“好”或“较好”的比例为63%，而中国则高达89%；全球7%的遗产处于危急状况，中国却无一例。

虽然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庞大，在遗产保护上依然存在不小的挑战，这表现为：历史文化遗产众多、分布广泛且分散，各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存在较大差异，基层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视程度不够以及人员、经费、精力投入不足等问题；文化遗产保护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力量参与不够；一些地方违背最小干预原则，对历史文物过度修复，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可移动化保护；一些地方存在重开发利用、轻保护管理的现象。

公众参与，用好“家门口力量”

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公众持续关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最终形成多管齐下保护的合力。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杜晓帆认为，当务之急，应尽快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力求在保护理念、管理方式、阐释利用和学科建设上有所突破。具体言之，要做到三个转变：从单纯依靠本土经验向吸收借鉴国际经验转变，从各自保护向协同保护转变，从被动保护向主动保护转变。

文化遗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很多文化遗产位于乡村，有的位置十分偏远，仅靠文化行政部门日常维护巡视检查，根本顾不过来。因此，只有调动全社会参与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提升文化遗产的保护效果，让保护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比如，为保护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北京市制定了全国首个公众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公众参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支持引导机制(试行)》，建立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监督员制度，鼓励公众对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开放、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反馈，鼓励志愿者利用自身文化知识、专业技能，参与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

“北京推出的社会参与机制，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民众有了志愿者或者监督员的身份，可以了解政府关于中轴线保护的想法，参与保护工作，能够有效提升保护效果。”在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看来，北京市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努力用好“家门口力量”，创新推出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不仅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中轴线文化遗产，也有利于逐步建立并完善居民、社区和社会力量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此外，专家也建议，要建立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奖励机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这样才能唤起全社会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守护文化瑰宝、守望中华文明的浓厚氛围。

人才培养，助力保护工作

文化遗产既包括文物、遗址、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习俗、节庆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对文化遗产保护人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然而，目前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十分缺乏，而且很多人的学科背景过于单一。据统计，截至2022年，全国文博系统18万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仅5.5万余人，平均每个博物馆不足10人。其中具备精湛技艺与足够知识水平的文物修复师少之又少。

同时，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人才的培养主要依托建筑、规划类学科，以及综合性大学中的风景园林学、社会学、旅游管理、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以建筑规划学科为主的人才培养往往专注于具体的保护实践，存在“重技术、轻理论”的问题。而以历史学科为主的人才培养往往专注于理论研究，存在“重理论、轻技术”的问题。

杜晓帆认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应从整体性的学科思维出发，站在跨学科视角，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与文化传统的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努力培养文理兼备的复合型人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代生认为，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文化、教育、财政等部门联动协同，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推动传统人才培养方式和现代教育体系相结合，不断提升人才培养水平。

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看，应用型人才最为缺乏。因此，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更加紧迫。以非遗为例，应精准合理做好职业院校技艺类非遗专业设置，重点对能够融入现代生活和具有较高文化价值的非遗技艺项目给予支持；要科学系统做好职业院校技艺类非遗专业的课程安排，兼顾理论与实践，与大学教育区分开来，提高实用性和吸引力；创新教学模式，积极搭建实训平台，强化产学研联系。

活化利用，更好讲述中国故事

走在北京中轴线上，中国传统都城规划思想跃然眼前；来到商朝后期都城遗址殷墟，甲骨文照亮了煌煌中华文明……文化遗产生动记录并展示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讲述着中国故事。在保护的基础上，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侯喜保认为，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应运用科技手段加强对文化遗产资源的研究与合理开发利用。比如，运用数字技术，推进文化场馆数字化改造，引进虚拟现实、三维实景等，强化云展览、云演出、云讲解等服务功能，丰富展示场景，让文物“说话”，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

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大型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以180度视角的逼真画面、全方位立体声音效，带领游客漫游千年佛国世界。镜头拉近、再拉近，那精美绝伦的彩塑、壁画似乎触手可及。

“数字敦煌”项目是运用现代科技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成功案例。截至2022年年底，敦煌研究院已完成289个洞窟的数字化摄影采集，178个洞窟的图像处理，45身彩塑、140个洞窟、7处大遗址的三维重建，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以及5万余张档案底片的数字化，真正实现了艺术与数字相结合，让洞窟里的文物“活”起来、“走”出来。

文化遗产能够为文艺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和素材。近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从文化遗产中挖掘素材、找寻灵感，以当代的审美表达发掘文化遗产丰富内涵，推出了一批“爆款”作品。比如，吸收了大量非遗元素的舞蹈《只此青绿》《唐宫夜宴》不仅“美出了圈”，也舞出了中华文化气韵。很多热门游戏的“皮肤”，都利用了传统美术中的剪纸、泥塑等元素。

专家认为，在今后的创作中，创作者要不断提高文化遗产转化利用的专业化水平，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能通过文艺作品更出彩。(本报记者 韩业庭 本报通讯员 李方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