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何以入选“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万年下汤远古村落的图景是怎样的”“武王墩一号墓墓主人是谁”……日前，“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上揭晓，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甘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战国晚期一号墓、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6个项目入选。这些项目时代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展现了我国考古工作发掘与研究并重等特点，刷新了相关历史认知。

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

勾勒长白山远古人类之家面貌

残雪还在，体型不同的动物正在活动……这是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廷在汇报和龙大洞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时展示的一张图，将大家的目光拉回至数万年前。

和龙大洞遗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崇善镇大洞村，坐落在长白山东麓，图们江与红旗河交汇的玄武岩熔岩台地之上，是目前东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旷野遗址，年代距今5万至1.5万年，文化层分为3个阶段。

“经过连续4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目前为止，出土石制品及动物化石2万余件。”徐廷说，“其中，出土了东北亚最早的压制细石叶技术产品和刃部磨光石器，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带刻划痕迹骨片和石雕塑，发现了可能与古人类居住相关的石圈遗迹以及对于动物骨骼的利用行为。”

距今5万年至3万年，这里就开始使用黑曜岩原料制作石制品，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早开发利用黑曜岩原料的遗址之一。“黑曜岩原料的来源主要是长白山，但也有少量外来原料。”徐廷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保存状况较好，可鉴定种属包括鹿、野牛、野马等。另外在1件长骨碎片表面清晰可见浅线条刻划痕迹，将骨片分为上下两部分，是目前东北亚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线雕骨器。”

距今2.8万年至2.4万年，已经采用压制法进行剥片，是目前东北亚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采用压制法剥制细石叶的遗址之一。“2024年，我们还发现了一组人工石圈遗迹，初步分析应为古人类简易棚屋遗存。”徐廷说。

时间来到距今1.7万年至1.5万年，包括楔形、船形等多种类型的细石核和压制剥片的石叶石核等，预制精细，形态稳定，工具以雕刻器、端刮器为主，标准化程度高。此外，该阶段发现的赤铁矿材质的石雕塑以及疑似石容器残片，均是同时期东北亚地区同类遗存中最早的。

徐廷表示，和龙大洞遗址拥有中国长白山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年代最早、最清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序列。“石制品形态规整、制作精美、技术成熟，是开展石器技术、功能研究的绝佳载体。此外，线雕骨制品、疑似棚屋、局部磨光石器石质雕刻品等遗迹遗物的发现也是古人类技术革新、文化发展的重要见证。”

专家表示，和龙大洞遗址考古发现不断刷新学界关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东北亚古代人群生产生活方式的既有认识，对于探讨东北亚史前文化演化与互动、人群扩散与环境适应以及细石叶技术的起源等关键学术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浙江仙居县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

初步呈现万年下汤远古村落的图景

“作为稻作文明摇篮的长江流域，从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到湖南彭头山、八十垱等遗址的发掘，再到21世纪初上山文化的石破天惊，不断刷新人们对长江流域史前历史的认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仲召兵的汇报从下汤遗址开展考古发掘的学术背景说起，“上山文化的发现，明确展示了万年之际，人类定居与水稻栽培的紧密结合和同步跨越。”

近年，上山文化在稻作农业溯源演进，衢州皇朝墩、澧县李家岗在早期水稻田体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早期稻作文化遗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因发掘面积小、保存状况差等原因，其聚落形态成为我们深入认识其社会结构的制约，需要选择典型遗址进行‘解剖麻雀’的探索。下汤遗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展工作的。”仲召兵说。

下汤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是目前上山文化中分布最南端的遗址。遗址四面环山，东西临水，发现于1984年，面积约3万平方米，目前已累计考古发掘面积达2250平方米，发现了壕沟、人工土台、器物坑、房址、食物加工场所、红烧土“广场”、沟渠等遗迹，出土上山文化时期遗物400余件，初步呈现了万年下汤远古村落的图景。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点评表示，这一遗址全景式地展现了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丰富场景。

遗址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包括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大阶段，纵贯新石器时代的始终。

考古发掘通过多学科合作研究揭示出更多的细节。据介绍，下汤遗址植物遗存的分析结果显示：下汤遗址整个新石器时代利用的主要植物资源为水稻，果实是重要的补充性资源。在杂草组合方面，莎草科在上山至河姆渡阶段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好川时期藜属的大量出现才改变这一格局。“这或许暗示了作物种植策略的某种变化。而相关分析则显示，上山阶段就已达到了较高的驯化率。”仲召兵说。

专家表示，下汤遗址是我国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为研究区域文化演变和万年稻作农业史提供了连续性的新材料；它展示了上山文化时期土台林立的全新聚落格局和社会组织结构，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的定居村落之一，为研究我国南方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样本。

甘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

展现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发展水平

从地理位置上看，寺洼遗址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遗址西靠九龙山，面向洮河，遗存主要分布在山前平缓坡地上，发现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以及辛店文化遗存，面积约200万平方米。

“1924年，安特生首次发现该遗址，1945年夏鼐在此开展考古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委说，“2018年至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寺洼遗址进行了7次发掘，揭露面积近4000平方米，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

郭志委介绍，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以高水平专业化彩陶生产、交换和贸易为特色，重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孕育了西部诸多考古学文化，开辟了东、西方交流的早期通道。它作为黄河上游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涉及地域广、影响范围大，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寺洼遗址的考古发现，首次确认了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该聚落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级别最高的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

从考古收获来说，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近方形布局的大型“围壕(沟)”，其始建和主要使用年代为马家窑类型时期，距今约5000年，是国内已知最早的多重近方形“围壕(沟)”结构。“此外，还发现近百座房址、大量灰坑和窖穴、十余座陶窑及数座墓葬，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的线索，体现出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的丰富内涵。”郭志委说，“‘围壕’内侧发现多处手工业生产生活区，凸显出手工业生产在马家窑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制陶区布局新颖，很可能是区域性制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表示，马家窑文化被发现距今已有百年，但人们对马家窑文化仅知大概时空框架，其聚落形态、社会组织、文明进程模糊不清。寺洼遗址的发掘，对于完善马家窑文化的年代分期谱系、深入了解其手工业状况和对外扩散动因有重要价值。它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内容及模式。

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

为判断其为灭商前周人都邑提供了关键证据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诗经·大雅》记录了周人迁岐的故事，此处“岐下”即为岐山之南的周原地区。自此，周人在岐下生产生活，步步壮大，为周的兴盛与伐商，奠定了基础。

周原遗址位于陕西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交接处，是从先周时期开始一直延续整个西周时期的一处大型都邑聚落，是周王朝崛起和建立后最重要的遗址。从1942年起，几代考古人接续探索，逐步揭开该遗址的神秘面纱，让历史记载得到了考古的呼应。1982年，周原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介绍，为进一步揭示周原遗址商周时期聚落结构，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周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以寻找墙垣体系与先周文化大型建筑为重点，通过“大范围追踪性钻探”与“重点部位针对性发掘”，实现了聚落考古的重要突破，取得了一系列考古成果——发现了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群以及西周时期宫城、小城、大城三重城墙，出土了200余片卜甲、卜骨，初步辨识出刻辞180字，这些甲骨文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等方面，对解开相关历史谜题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建筑遗址是记录文明的载体，也是认识文明的维度。“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的发现，填补了以往周原遗址先周时期高等级遗迹的空白。通过一系列考古证据可以判定，周原遗址就是古公亶父迁岐之地。”种建荣说，“三座城垣的发现，揭示了周原都邑的空间结构和布局，将以往零散的大型建筑、铜器窖藏、墓葬等纳入了不同层次的城市空间。这是周原遗址和西周都邑结构与形态的重大突破。”

值得关注的是，出土的甲骨中，卜甲、卜骨共存，背甲多、腹甲少，文字方向多样。“从内容上来说，包括周王‘呼令’诸侯等。首次发现月相名‘朏’，这证实了传世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对于研究早期月相与历日、复原西周年代等问题有重要价值。此外，首次在甲骨文发现的‘秦人’刻辞，是迄今对秦的最早记载。”种建荣说。

专家表示，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群的发现，为判断周原遗址为灭商前周人都邑提供了关键证据。周原大城、小城、宫城三重城墙的发现，特别是宫城南门与大城东门的发掘，不仅促进了对周原聚落形态与性质的认识，更提供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

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战国晚期一号墓

墓主人初步确定为战国晚期的楚考烈王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镇，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的高等级大型墓地。“2020年，武王墩考古工作启动。前期勘探100万平方米，基本摸清陵园布局……2024年11月至12月，拆解提取木椁室椁墙及底板，清理墓坑底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方玲介绍了从2020年至今的考古发掘工作。

这期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调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山东大学等考古机构、高校参与，开展武王墩主墓(一号墓)的考古工作，对其进行了发掘，确认该墓为一座大型的“甲”字形竖穴土坑墓，由封土、墓道、墓圹、椁室(棺室、边室)组成。

据方玲介绍，武王墩一号墓的木椁室，是考古发掘首见的结构完整的九室多重棺椁，是讨论战国时期楚王棺椁分室制度和多重棺椁的重要样本；一号墓的棺椁所用木材上均写有墨书文字，格式大体一致，内容存在差异，是目前发现数量最多、等级最高、内容最丰富的楚国墨书文字；一号墓还出土了基本完整的礼容器、礼乐器组合，是讨论楚王丧葬礼制中“器用制度”的重要资料。

“其中，出土的九件束腰平底升鼎与八件铜方座簋搭配，构成了九鼎八簋最高等级的器用组合。此外，目前已在礼容器的内容物中鉴定出动物遗存17种、植物遗存13种，动植物遗存保存状况良好，为了解楚国丧葬祭祀活动中的鼎实制度、楚国生业经济、饮食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方玲说，“乐器面貌与战国早、中期高等级楚墓相比变化较大，大型组合编钟被数量庞大的丝竹类乐器取代，生动呈现了战国时代楚国礼乐文化的发展演变。”

数据显示，经过近五年的考古发掘与近半年的资料整理工作，武王墩一号墓编号文物已过1万件，数量十分庞大，种类包罗万象。其中，武王墩一号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非楚国文化因素的器物，比如以铜豆、铜圆壶为代表的三晋文化器物，以漆木耳杯为代表的秦文化器物等。这些文物生动地反映出了战国时代各区域文化间的密切交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体现。

武王墩一号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墓主人是谁？据方玲介绍，综合墓葬规模、棺椁结构、出土器物风格与组合、古文字资料、人骨初步鉴定结果、历史文献等资料，初步确定一号墓墓主人是战国晚期迁都寿春的楚考烈王熊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表示，武王墩墓的考古发现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陵墓制度，以及楚国东迁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系统性的考古资料。

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

揭示了明清两代御窑厂的历史变迁

位于江西的景德镇因瓷而生，因瓷而名。其域内分布有大量瓷窑址遗存，这些遗存描绘了当时的瓷业发展面貌。

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李兆云介绍，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2024年度考古发掘涉及14个遗址点，分别关注镇区瓷业发展、原料来源产区、燃料来源产区、道路交通网络、多元宗教信仰等方面，具体包括御窑厂遗址、落马桥遗址、高岭瓷土矿遗址、东埠明清码头和古街、建溪码头、刘家下弄、泗王庙等，发掘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遗存时代从南宋晚期到近现代。

目前为止，各发掘点均取得重要收获——御窑厂遗址、落马桥遗址和观音阁窑址的考古发掘，揭示了明清两代御窑厂的历史变迁和南宋至近代镇区民窑的发展脉络；原料产区和燃料产区是景德镇地区此类遗存首次进行的科学考古发掘。其中高岭瓷土矿遗址的发掘，发现了3期与瓷土开采加工相关的实物遗存；刘家下弄、詹家下弄、狮子下弄道路交通网络的考古发掘，揭示了景德镇因瓷业发展导致的城市变迁；泗王庙、天后宫和清真寺的发掘，说明因瓷业发展，区域间的文化交互加强，因而产生了多元的宗教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建溪河是景德镇窑柴的重要产区，通过对建溪码头和樟村坞码头的发掘，揭示了码头的建筑结构。“窑柴供应地的扩大实证明清以来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兴盛。”李兆云说。

李兆云表示，通过此次考古发掘，首次考古证实了景德镇的城市布局；证实了宋朝景德镇全镇区已经存在广泛瓷器生产，同时从宋代至清初因瓷器生产和窑业垃圾填埋导致前街(中山路)以西江滩的地貌变化情况；厘清了从宋到清的瓷业手工业发展不同阶段在景德镇的变化情况，尤其是明代中期到晚期和清代前期的两次社会大分工，实现了瓷器生产内部的分工和原料加工外迁以及产品销售的分工；进一步证实御窑技术对景德镇瓷器生产在明代晚期后的深刻影响：带动了景德镇瓷器生产技术的整体提高，为景德镇成为“瓷都”奠定了技术基础。

专家表示，上述发现可为研究600余年间景德镇瓷业面貌、聚落扩展、城市结构与管理、人群组成和信仰、原料开采与加工运输、景德镇市内手工业分工与形态的变化、御窑和民窑的关系、市场需求对景德镇产品的影响等内容提供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