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四大队”：永不褪色的忠诚

黄土高原上，沟峁层峦叠嶂，山间的微风带来远方的回响。

走进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村，一座座联排窑洞映入眼帘。79年前，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在这里战斗生活4个多月，留下了在小窑洞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红色传奇。

与宝塔山相对、坐落在清凉山上的新华通讯社旧址（6月16日摄）。除标注外组图均为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邵瑞摄

在这场关乎中国命运的伟大决战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始终紧随党中央和毛主席。他们以笔为刀戈、以文作枪炮，虽不临阵杀敌，却在舆论战场上横扫千军。这就是代号为“四大队”的新华社工作队。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中央纵队“四大队”队员张连生回信，由衷褒扬他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对新时代共产党人提出殷切期望。

“四大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新华人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坚如磐石？

在历时1年有余，转战2000多华里，途经12个县的转战陕北征程中，“四大队”紧紧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不畏艰险、攻坚克难，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与敌人周旋，用红色电波将党中央的声音传遍全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新闻战歌，为推进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作出了卓越贡献。

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作过一个精辟的概括：“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斗转星移，山河巨变。循着“四大队”的足迹，我们踏上一场追寻初心使命之旅。

俯瞰延河边的清凉山（6月16日摄）。

一支特殊的队伍：

当好党中央的喉舌耳目

革命圣地延安，延河之畔，清凉山巍巍耸立。这座被世人称作“红色新闻山”的地标，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是新华社、解放日报、新华书店等新闻出版单位所在地。如今，延安新闻纪念馆坐落于此，每年都有大批新闻从业者前来寻访根脉、感悟初心。

延安新闻纪念馆展出的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稿件（6月16日摄）。

走进延安新闻纪念馆一楼展厅，新华社紧紧跟随党中央的红色历史铺展开来。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1937年1月，红中社在延安更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

1947年初，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的脚步越来越近，中央决定新华总社从延安疏散。为确保党中央的声音不间断传播，周恩来亲自布置了新华社的战备工作。他强调，新华社的广播（包括中文广播、英文广播和口语广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中断，而且对外广播的功率还要加强。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改行重点进攻，国民党胡宗南等部大举进犯延安，中共中央机关主动于3月18日撤离，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

临行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西北野战兵团的领导干部们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钱家楣回忆，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空军开始轰炸延安，窑洞顶上的土被大块地震落下来，但电台播音没有中断，直到国民党进占前一天即3月17日，她才从延安撤退。19日傍晚，钱家楣赶到瓦窑堡好坪沟村一座破败的小庙里继续工作。3月28日，敌人相距只有30多里，钱家楣播完最后一个节目后撤离。

3月29日，中央在陕北清涧县召开会议。随后，中央机关分为三部分，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新华社兵分两路，大部由社长廖承志率领东渡黄河到太行，还有一支精干队伍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

位于榆林市靖边县的小河会议旧址（资料照片）。

延安新闻纪念馆馆长高延胜介绍，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的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约800人，按军事编制组成中央纵队，下辖4个大队，其中四大队就是新华社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于是，新华社开始以“四大队”这个神秘的代号，穿梭在陕北高原的沟峁梁塬。

新华社研究院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研究室主任万京华介绍，“四大队”由编辑、翻译、电务和后勤工作人员组成，最初40多人，后来发展到100余人。大队长为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

延安新闻纪念馆展出的新华社在延安时期的英文打字机（6月16日摄）。

转战陕北期间“四大队”的主要任务，一是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外国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供中央领导人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二是同太行总社保持电台通讯联络，一方面传送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战报和中央领导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社论、新闻等各种文稿以及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指示，另一方面向党中央转报太行总社有关宣传报道的请示报告。三是抄收总社的文字广播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辑出版《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中央纵队干部阅读。四是代表总社就近指导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野战军记者的报道业务工作。

这是“四大队”编印的《新闻简报》（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杨文翔说，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进行决策时，需要研究大量的资料，但当时很难看到报纸，即使能看到，也往往严重滞后。因此，“四大队”每天抄收的新闻外电就成了党中央了解外界情况的重要渠道。“从退回的电讯中，可以看到上面都有中央领导同志用毛笔、铅笔画的圈、点、线等各种符号，有的还有批注，说明中央领导同志看这些材料很仔细。”

一次艰苦的转战：

党中央走到哪里，“四大队”就跟到哪里

陕北的路，是数不清的沟壑，望不尽的土坡。79年前转战陕北，共产党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中国革命的乾坤。

米脂县杨家沟，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驻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从1947年11月中央机关进驻起，到1948年3月，这座偏僻的黄土高原小村庄，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总指挥部”。“四大队”也在此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走过一段土路，我们来到山坡上，一座拥有独立院落的窑洞闪现在眼前。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村“四大队”旧址（6月16日摄）。

“这里就是‘四大队’在杨家沟办公生活的旧址！”杨家沟纪念馆原馆长常天民兴奋地说。

循着常天民的指引，我们走进大院。土坯墙面带着岁月的斑驳，木格窗棂透着时光的质感，地面坑洼不平，处处透着一股岁月的厚重感。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们遥想那段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当年新华社前辈们，就是在这里日复一日战斗工作。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十二月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书面报告。报告阐明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提出十大军事原则。报告经新华社向全国播送，传达了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陕北的窑洞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也刻录着“四大队”书写历史、记录历史的印记。

“这本书里收集了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章，是‘四大队’在杨家沟编印的。”常天民展示了他淘到的一本《陕北集》影印本。这部落款“一九四八年三月于陕北米脂”的书籍，收录了1947年3月至12月间中共中央领导人撰写的文件、社论、时评等45篇。

常天民感慨道：“这本书现在很稀缺，是‘四大队’紧紧跟随党中央的重要见证。作为杨家沟时期党的宣传出版工作的标志性成果，《陕北集》彰显了‘四大队’在艰苦条件下忠诚履职、坚决执行中央决策的政治品格，在党的新闻出版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杨家沟村“四大队”旧址（6月16日摄）。

在那个物资匮乏、条件艰苦的年代，“四大队”紧紧跟随在党中央身边，住窑洞、吃粗粮，同野战部队一样，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在枪林弹雨和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坚持工作，不断创造新闻史上的奇迹。

曾任新华社电务处三科副科长的杜牧平等人回忆，每到一地，“四大队”就迅速架设天线、安装机器，用老乡家的门板当桌子，有时就趴在炕沿或者灶台上，抄收电讯、编译稿件。他们还要同敌军无线电测向定位作斗争，因为电台的信号和位置一旦被测定，就会招来敌人，威胁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安全。当时的同志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无线电伪装，使敌人不易迅速辨别出电台地点。发送千字以上电报时，电台就移至6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发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万京华介绍，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四大队”跟随党中央经历的大转移就有8次。途中，同志们不仅需要克服工作生活条件简陋等问题，还经常要在生死考验中完成工作任务。

已过期颐之年的张连生，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是“四大队”负责报务工作的第二中队成员之一，也是目前新华社唯一健在的“四大队”成员。他在回忆文章中讲述了在延安志丹县的一次惊险行军——

当时，队伍驻扎在一座小山下，夜里11点钟的时候，司令部传来命令：“立即准备出发！”深夜又逢大雨，山中路滑难行。赶牲口的报务员为了保护机器，把自己的被子打开盖到机器箱上。一夜脚步不停，直到第二天凌晨6时，队伍才到达横山的一个村庄。据司令部的侦察兵说，敌人就在距离我们队伍四五里远的山坡上。当时，为了不暴露目标，800余人的大队被压缩在长不过两里、宽不过百十来米的山沟里。

这样生死一线的紧急情况，“四大队”遇到过不止一次，但是没有人感到害怕。张连生在采访中坚定地说：“无论多么危险，只要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就无所畏惧！”

这种“紧紧跟随”，不是简单的空间上的伴随，而是政治上的绝对忠诚。

1947年6月的一天，“四大队”的电台搜索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说毛泽东正在马蹄沟一带活动，范长江立刻报告毛泽东主席。当时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驻地在王家湾，而这正是国民党部队袭击马蹄沟的必经之地。中央立刻命令大家向山上转移，最后转危为安。

张连生回忆说：“当我们走近山口时，看见毛泽东、周恩来站在雨中，正在等我们呢！他们说，由于情况紧急，其他大队都已进山了，因为怕新华社的同志们走错了路，就在这里等我们。见到我们都赶上来了，他们才放心地同我们一起上了山。”

1948年3月，“四大队”跟随党中央在吴堡县东渡黄河，告别了陕北这片工作和战斗了13年的黄土地，带着在此地孕育出的革命传统和工作作风，与新华总社在河北西柏坡胜利会师，迈向新的胜利。

位于延安市子长市好坪沟村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旧址（6月16日摄）。

一段不朽的传奇：

红色电波化作千军万马

转战陕北期间，新华社承担了中共中央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任务。在这期间，新华社的许多重要新闻和著名的社论、评论，都是由“四大队”电台发到太行总社，再转发全国，让党中央的声音随着红色电波传遍全国各地。

在撤离延安的第七天，我西北野战军取得青化砭大捷。经周恩来指示，一封电头为“新华社陕北25日电”、末尾为“祝贺你们取得了首战的伟大胜利”的稿件，经新华广播电台播出，鼓舞了我方斗志，打击了敌人气焰。

榆林市靖边县小河村，是党中央转战陕北的重要一站。1947年6月16日起，党中央在这里驻留46个昼夜，并于7月21日至23日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著名的“小河会议”），研究部署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对于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将中国革命推向新高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党中央指挥下，“四大队”用“笔杆子”配合“枪杆子”，吹响战略进攻的号角。

位于榆林市靖边县的小河会议旧址（资料照片）。

记者在小河会议旧址看到，依山势坐落的窑洞虽历经风雨，却依然保持着当年的质朴模样。胜利广场周围绿树掩映，草木葱茏，中央矗立着十五尊当年参加小河会议的领导人的雕像。一间悬挂“新华社小分队”红底金字的窑洞，还原当年“四大队”在此工作的场景。

靖边县革命旧址管护中心主任王飞龙介绍，194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六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困难，宁可做长期打算，不要有速胜论，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能克服。同志们、同胞们，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新华社就此发表了题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二十六周年》的社论。小河会议前夕，毛泽东还专门为新华社修改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转战陕北期间，“四大队”作为党中央的喉舌耳目，成为毛泽东指挥全国革命斗争的一把利剑。

西北野战军取得三战三捷后，1947年5月14日，陕北军民在延安附近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自从放弃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全体军民共同奋斗。”消息由“四大队”发到新华总社转播全国，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关于“中共首脑已逃离陕北”等谣言。广大军民知道党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备受鼓舞，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万京华说，在转战陕北的艰险岁月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为新华社撰写、修改各类文稿70余篇，不少由“四大队”经手、新华社太行总社播发。这种领袖直接指挥并参与新闻工作的模式，确保了新华社报道与党中央战略意图高度统一。

延安大学副校长、教授谭虎娃表示，这些从陕北窑洞里发出的红色电波，反映了中共中央的英明预见和决策，深入分析了战局的发展，及时报道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喜讯，揭露了敌人的丑态，指明了胜利的前途，坚定了全国人民的必胜信念。

“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这是范长江缅怀鲁迅先生的诗句，又何尝不是他带领的“四大队”的真实写照！

延安新闻纪念馆展出的新华社工作人员在延安时期的多件工作、生活用品（6月16日摄）。

一种精神的洗礼：

让党中央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

为什么党中央如此信任“四大队”？因为这是一支对党忠诚、能打硬仗、极端负责的队伍。

为保证向太行总社的发电不译错，“四大队”摸索出一套严谨的工作方法：文章译好后，包括标点符号，由译电员读电报稿，责任编辑对着原稿听，人名地名和同音易混淆的字，译电员要重复读一遍，保证译码无误，然后才交电台发给总社。一次，范长江在“四大队”发完给总社关于人民解放战争一年战绩公报后，发现两处有错，马上给总社发去了更正电。

“我要把工作的责任心提高到一字一点的绝对负责的高度，一个字也不能错，一个标点也不能错！”“发现一个错字就像发现一个敌人似的，立刻用红笔把它‘消灭’！”曾在“四大队”从事文书、校对工作的东生在日记中写道。

1947年9月，范长江在写给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及社委会的一封信中，报告了半年来“四大队”在陕北转战中的工作情况和自己的体会，称这是“一生难得的向中央同志学习的极端可贵的机会”。

这种体会，他归结为五条：首先是中央同志始终压倒敌人的气概；其次是真正的对人民负责；第三是自力更生的精神；第四是科学的工作方法；第五是动人的工作作风。

在关于工作作风这一条中，范长江写道：“在写文章的过程中，这种认真与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认为的最高的‘认真’的标准。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条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任（任弼时）、周（周恩来）、陆（陆定一）等详细传阅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苟地修改。我回想过去写文章那种‘大笔一挥’的作风，不觉满身出汗，实在可怕。”

在严格要求之外，毛泽东十分关心“四大队”的工作生活。转战途中，当他得知“四大队”收讯台的同志行军时还要背负沉重机器，运输很困难后，将自己骑用的骡子送给了“四大队”。

一路寻访，一路感动，一路致敬。

我们站在“四大队”曾经工作的窑洞里遐想，当年这里也曾是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景。窑洞里，有人在收听讯息、评议稿件；院子里，有人在调试机器、架设天线。一篇篇评论、社论、新闻，就从黄土高原山沟里一座座不起眼的窑洞中发出，传向远方。

透过“四大队”的一篇篇文稿，党中央转战陕北的艰难历程与战略决断清晰可辨。那些电文底稿和战况简报，不仅是文字的留存，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艰险环境中信念如磐的历史见证。

“紧紧跟随党中央，始终是党中央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喉舌耳目”——这不仅是“四大队”的历史写照，更是新华社永恒的精神底色。

如今，陕北高原早已换了人间，但“四大队”对党的无限忠诚、对新闻事业的极端负责、在艰苦条件下毅然坚守的职业精神，早已融入新华人的血脉，成为一代代新华社记者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闻工作者不断前行。

历史，在回望中给人启迪。血脉，在传承中不断延续。

在新华社建社95年的征途中，“四大队”作为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凝结着新华人的精神品格。人们不会忘记，这在新华社史册乃至中国新闻史上极不平凡的一页。

今天，“四大队”的精神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