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洛遗址为研究远古人群迁徙等提供关键信息——对话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皮洛遗址发现的有灼烧痕迹的砾石。

皮洛遗址发现了保存完整的7个文化层。

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皮洛遗址第一期考古发掘即将结束。此前专家称，皮洛遗址为青藏高原的史前人类活动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皮洛遗址为何十分重要？10月2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在他看来，该遗址的发现“超出以往想象”，可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

高星说，这是近年来最重要、具有世界重大学术意义的考古新发现。其中发现的阿舍利文化遗存，彻底解决了中国、东亚有没有真正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争议，填补了其在亚洲东部的传播路线空白环节，有利于认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同时，他提出，人们不需回避阿舍利技术自西向东传播的问题，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人群处于迁徙流动状态，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东方、西方的界线，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类迁徙、文化传播必然存在多向性、复杂性。

惊喜

两次前往皮洛遗址 新发现是“以往无法想象的”

2020年9月，高星接到一个来自四川的电话。“我们在海拔3700米的地方有了旧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听完电话里的初步介绍，在兴奋和惊喜的同时，他的内心也有一些存疑。“根据以往的经验，在青藏高原上，大部分石制品都采集于地表，缺少地层就难以判断年代。我当时以为，这次也是类似情况。”于是，他决定立即去现场看一看。

作为专家组主要成员，一下飞机，高星便直奔现场。“太振奋了，非常高兴。”他说，皮洛遗址大片的原生地层和出土的石器标本，让人感到意外。在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都是剥蚀地貌，而原生地层的出现，为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年代判断和研究遗址特点、古环境背景提供了机会，非常难得。

今年4月，皮洛遗址开始正式发掘，高星再一次前往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这次做好了心理建设，满怀期待。”高星说，在青藏高原，能够发现原生地层埋藏的旧石器时代标本，本身就很不容易，而此次皮洛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从下向上、从老到新至少7个文化层，形成了一个文化序列，犹如在中国西南地区竖起了一根支撑中国、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大厦”的支柱。其中出土的手斧、薄刃斧、手镐组合，阿舍利技术特征十分鲜明，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所发现的海拔最高的遗存。

“它们的规范性、技术成熟度、典型性，在整个东亚地区看来都是最精美的。”高星说，这批手斧的发现彻底解决了中国、东亚有没有真正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争议。他说，同去考察的研究员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皮洛遗址的新发现，这并不过分，因为这些遗存不仅对考古学家建立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还将为研究远古时期人群迁徙、融合及文化传播、交流路线，以及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等系列重大问题提供关键信息。

意义

填补阿舍利文化 传播路线空白地带

此外，皮洛遗址的空间位置同样非常重要。根据此前的研究，亚洲东部旧石器时代手斧的主要发现地，星星点点分布在印巴次大陆和中国广西百色、广东郁南、湖南洞庭、湖北郧县与丹江口、陕西汉中与洛南、山西丁村等地。但这些遗址发现的石器并不典型，学者们将其称为“似阿舍利遗存”。

那么，西方阿舍利技术遗存与东方的类似发现是否属于同一个技术体系？东西方阿舍利技术人群存在真正的交流吗？皮洛遗址的发现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皮洛遗址的阿舍利遗存，其技术特点、形态与组合，都与西方阿舍利晚期文化非常相近，可以说是典型的阿舍利技术的成熟阶段。”高星说，这意味着，皮洛遗址等含手斧的遗址填补了该技术体系的一个关键空白区和缺环，连接起印巴次大陆、中国南北方直至朝鲜半岛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高星提出了一个阿舍利技术与相关人群在中国、东亚的迁徙传播路线假说：“阿舍利技术的源头应该是非洲，经过西亚-欧洲再到印巴次大陆，可能从喜马拉雅山南麓进入中国，再通过川西高原及其东侧的区域传播开。”他说，这些地点和材料构成了特定时期、特定人群长距离迁徙及文化传播的路线，而皮洛遗址处于一个关键的连接点上。

当然，假设的传播、交流路线尚有很多缺环，有待未来的证实。高星期待将来有更多发现，对当时人群的迁徙、文化的传播交流以及现代族群的形成，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正视

人群迁徙等存在多向性和复杂性

皮洛遗址的出现，让阿舍利体系自西向东传播的趋势、早期人类可能存在的传播路线更加清晰。“这个观点可能会遭到一些质疑，为什么总说是从西方传来的？”高星解释，从学术角度而言，人们根本不必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根本不存在现代人所理解的民族、国家以及定性的文化概念。那时的世界都是大同的、一体的。他说，人类的祖先从大约六七百万年前起源于非洲，此后开始向各个方向迁徙。既然存在自西向东的文化传播，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华夏大地繁衍的古老人群，也会在不同时期向西或其他多个方向迁徙。

在高星看来，不同地区的人群迁徙、融合和文化传播、交流，一定是多向的、交互的，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过程，是其远古根基。他说，人类“定居”的概念出现在农业起源后，在这之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几乎都在不断迁徙、移动，寻找适合生存的资源和空间。

从这个角度看，人们不必将远古东方人群、西方人群及其文化区隔开来。“当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东方、西方，地球就是人类共同的家园。”高星说，“我们切不可用很晚才发生的定居生活模式和现代国家疆域、民族概念，去推测、解释过去人类的行为和文化及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

“对于一种文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敢于承认多方面的来源，敢于正视它的多样性、复杂性，这才是文化自信的表现。”高星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