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半个世纪，《藏汉大辞典》编纂背后的故事

历时50余年出版的《藏汉大辞典》,是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大型工具书。走进辞书编纂的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艰辛在眼前划过。

2022年12月,《藏汉大辞典》的“母体”、张怡荪先生手稿《藏汉大辞典稿本》影印出版发行,引发学界关注。

《藏汉大辞典》是汉藏文化交流的结晶,是中国第一部兼有藏文字典和藏学百科全书性质的综合性大型工具书。这部辞典的编纂,历时半个世纪艰难历程。

道中华:张怡荪先生最初基于怎样的考虑编纂《藏汉大辞典》?

索南黄加:早在1928年,张怡荪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从陈寅恪先生那里接触到藏文资料,阅读了一些国外研究西藏的著作。张先生意识到,当时的藏学辞典大多都是西方人编撰的,如匈牙利人乔玛于1834年编成《藏英字典》,德国人耶司克于1881年编成《藏英词典》,印度人达斯于1902年编成《藏英词典》。

藏学研究的故乡在中国,但当时国内研究藏学的学者不多,这令民族情感深厚的张怡荪深受触动。他立下了研究藏学的决心——要编纂一部中国人自己的藏汉辞书,奠定藏学研究基础,促进汉藏文化交流。

此后,以张怡荪为核心的汉藏等多民族学者编纂团队,团结协作,历时50余年,于1985年出版了《藏汉大辞典》。全书共收录词目五万三千余条,约三百五十万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大型工具书。辞典的出版,为我国藏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道中华:《藏汉大辞典》的编纂为何花费这么长的时间?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过程?

索南黄加:张怡荪最初在北京圆恩寺租用房屋办公,搜集编纂大辞典资料。1935年,他成立西陲文化院,自任院长,购买书籍、资料,翻译《土观政教史》等藏文典籍。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张怡荪辗转西南,在成都再次挂上了西陲文化院的牌子,全力以赴投入辞典编纂工作。他曾多次邀请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到西陲文化院讲学,深入学习藏传佛教。

1937年,张怡荪编成《藏汉集论词汇》,这是他从事藏学研究以来出版的第一本藏汉辞书。1938年,他编成《藏汉语对勘》《藏文书牍轨范》《汉藏词汇》。1939年,编成《藏汉译名大辞汇》。

随后,张怡荪继续搜集相关词汇、短语,参考国外资料,1945年汇编成《藏汉大辞典稿本》。该书分装为十册,是新中国成立前藏汉辞书内容最丰富的一部书稿,为后来的《藏汉大辞典》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怡荪着手主编《藏汉大辞典》,对原来稿本进行数次修订。1958年,张先生不顾高龄,率领《藏汉大辞典》编纂组前往拉萨,在那里组建了一支科研能力突出的编纂团队,其中藏族知识分子多达30余人,在编纂业务上尝试打破原来稿本规模,扩大收词范围。后来,《藏汉大辞典》编纂组返回成都,继续工作。

1964年,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藏汉大辞典》工作座谈会,充分肯定了大辞典古今兼顾、古为今用的编写方向,为编纂工作制定了新的增删原则。文革期间,编纂工作被迫中断。

1978年5月,国家民委和国家出版局在成都召开《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座谈会,成立领导小组,调集人员,恢复编纂工作。

1979年7月,《<藏汉大辞典>征求意见稿》送有关单位征询意见。到1983年,《藏汉大辞典》全书正式脱稿。除了增补、修订外,还重点吸收了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词术语。1985年7月,《藏汉大辞典》终于正式出版。

道中华:《藏汉大辞典》编纂过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索南黄加:抗日战争时期,编译工作非常艰难。西陲文化院因系私立性质,经费全靠自筹。1948年,张怡荪到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千方百计培养藏学、藏语研究人才。他曾鼓励学生说:

“研究西藏吧,这里好比一块肥得流油的土地,撒下种子就要开花结果。西藏文化是一座宝库,只要钻进去,就可以获得很多宝贝。”

他有针对性地培养《藏汉大辞典》的编写人才,金鹏、王沂暖等著名学者,都是他培养的学生。

祝维翰是《藏汉大辞典》副主编,1940年正式参加编纂工作。他潜心致志,不为恶劣的环境影响。每当空袭警报响起时,他就收拾稿件背着辞典,跑出城外躲避,待警报解除后,又回城继续工作。

1978年《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重启后,主编张怡荪年事已高,后续编纂工作实际由祝维翰主持。祝维翰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独自一人承担了佛学、因明、医药、语法等学科词条的汉译工作以及全书定稿工作,对每个词目都认真审读,反复思考,多次修改,虚心听取藏族学者的不同意见。

另外两位副主编洛桑图旺和洛桑多吉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令人惋惜的是,他们都未能亲眼见到《藏汉大辞典》的正式出版。

道中华:《藏汉大辞典》有着怎样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索南黄加:《藏汉大辞典》自出版以来,广受欢迎,先后印刷出版近30次。1986年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87年获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一等奖,评语中写到:

“《藏汉大辞典》是一部汇集藏族日常生活和文化科学等方面词语和知识的藏汉双解辞书。全书共收词目5.3万多条,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大(三卷本)的藏文大辞书,反映了我国在藏语辞书编纂、选词、释义、引例方面,都超过了一直被国际上奉为权威辞书的达斯《藏英辞典》,被誉为藏族文化史的壮举。”

1994年,《藏汉大辞典》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6年,荣获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别成果奖。

基于《藏汉大辞典》的学术基础,编纂小组后来又出版了《藏汉历算学词典》。

编纂小组成员王沂暖主编了《汉藏佛学辞典》,翻译《格萨尔王传》,是格萨尔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为汉藏翻译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得益于《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打下的扎实基础,金鹏在藏语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先后著有《嘉戎语研究》《嘉戎语梭磨话的语音和形态》《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藏语简志》等论著。

可以说,《藏汉大辞典》极大促进了藏学研究,是现代藏文辞书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汉藏等多民族学者精诚合作、学术创新的重要历史见证。

(受访者简介:索南黄加,民族出版社藏文编辑室副主任,副编审。民族出版社羊本加副编审对本次访谈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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