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人物之一——于道泉先生与雍和宫的一段往事

庄子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茫茫娑婆世界，人与人的每一次遇见皆是缘分。清明节那天，我途经学校西门，刹那间，时光仿若倒转，不由得忆起1983年4月的某一天。彼时，我与同事恰好在西门，极为偶然地与于道泉先生相逢。匆忙间，我们恭敬地说道：“于先生好！”他闻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旋即温和回应：“你们好。”谁能想到，匆匆一面，竟成此追忆。

2001年10月15日，王尧先生与我谈及即将于国家图书馆举办“纪念于道泉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追思会暨《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首发式”一事，希望学校科研处给予支持，并让我以藏族学者的身份在会上发言。那个会，大师云集，我有些胆怯，但王尧先生鼓励再三。其间，王尧先生向我娓娓讲述于先生的学习经历，特别是当年在雍和宫的一段轶事。当年10月28日，我前往国家图书馆参加会议。会上，王尧先生引领我结识了诸多著名学者，诸如任继愈先生、王邦维先生、白化文先生等等。我在发言中提及：“于道泉先生虽已辞世九年，但他那崇高的品德、精深的学问以及创新的精神，依旧如同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持续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回首过往，桩桩件件，皆清晰如昨，仿若就在眼前。

在我国藏学发展的历程中，于道泉先生宛如一座熠熠生辉的灯塔。他的一生，与藏族文化紧密相连。但是，他与雍和宫藏族僧人的交往，却罕为人所知。

图为晚年的于道泉先生（转引自王尧：《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

于道泉先生的藏学探索之路，始于20世纪20年代。彼时，年轻的他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藏文化的向往，踏上了学习藏文的征程。自学之路布满荆棘，他最初依赖的学习工具，仅是英国人柏尔著的《英藏辞典》。这部辞典仅有数千个藏文词汇，却成为于道泉先生叩响藏文化殿堂大门的一把钥匙。他日夜研读，手不释卷，短短几个月，便将辞典翻了几十遍，凭借着这般如饥似渴的学习劲头，迅速掌握了不少藏文词汇。

然而，学习藏文口语的难题却长期困扰着他。直到一次改变他藏语文学习轨迹的偶遇出现。一天，于道泉上街搭乘电车时，惊喜地发现车上有几位藏族同胞。长久以来对藏语交流的渴望瞬间被点燃，他毫不犹豫地拿出从《英藏辞典》中学到的词汇，热情地与这些藏族人士攀谈起来。双方你来我往，交谈中不乏肢体语言，那份因特殊交流带来的兴奋，洋溢在每个人脸上。这次邂逅，不仅让于道泉感受到藏语交流的魅力，更成为他深入藏学领域的关键契机。

图为青年时期的于道泉先生（四川民族学院郭重曦绘）

经此一事，于道泉对藏语学习的热情愈发高涨。不久后，他偶然路过雍和宫，发现东侧北大门红墙下的院落里居住着一些藏族人。一番打听后得知，他们竟是来自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的僧人。这些人都讲标准的拉萨话，并且精通藏文、文法、文意。其中还有通晓汉语者。这个发现让于道泉欣喜若狂。此后，他频繁前往这个小院，虚心向僧人们请教藏语文知识。随着交流的日益深入，僧人们被于道泉的求知精神打动，热情地邀请他搬来同住。从那以后，每个夜晚，小院里都回荡着他们用藏语交谈的欢声笑语。所谓“置身庄岳，事半功倍”，在“老师们”的悉心教导下，经过三四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学习，于道泉不仅熟练掌握了藏语文，更收获了与藏族僧人们亲如家人般的深厚情谊，为他日后在藏学领域的深耕细作筑牢了根基。

图为旧时雍和宫东侧的僧舍（喜饶尼玛供图）

在这个充满民族文化底蕴的小院里，于道泉邂逅了藏族文学的瑰宝——《仓央嘉措情歌》。这部在藏族群众中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诗集，令他深深着迷。文学家许地山先生得知后，极力鼓励于道泉将其翻译出来，并热心承诺帮忙出版。怀揣着对这部作品的敬畏，于道泉以新诗体精心翻译，许地山先生也热忱地对译文进行润色。但于道泉对自己的译作精益求精，反复斟酌后仍觉存在不足，使得这部翻译作品在他的书箱中珍藏许久后才得出版。尽管如此，这一尝试为《仓央嘉措情歌》走向更广阔的传播平台拉开了序幕，后续引发了后人多次重译，让更多人得以领略藏族文学的特别魅力。

图为1933年于道泉先生（右）在北京与西藏僧人土登坚参合影（喜饶尼玛供图）

于道泉与雍和宫藏族僧人的情谊，不仅体现在藏语文学习与文学交流中，更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一同分享生活经历、畅聊文化传统，在相互理解与尊重中，情谊愈发醇厚。这种真挚友谊，极大地丰富了于道泉的人生阅历，让他得以深入洞察藏族文化的精髓和藏族人民的内心世界。

在学术研究层面，于道泉与藏族僧人的交流同样成果斐然。从僧人们那里，他获取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与独到见解，并将其融入学术成果。例如，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对藏语发音萌生浓厚兴趣时，于道泉便将自己最熟悉的藏族好友，楚称丹增的随从罗藏桑结请到赵元任家中。罗藏桑结凭借纯正的藏语发音，协助赵元任进行了多次藏语记音工作。这一合作成果，不仅为藏语语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更彰显了学者们在学术探索中携手共进的精神。此外，于道泉向中央研究院申请编写汉藏佛学词典，即便未获批准，他仍凭借与藏族僧人交流中获得的启发与知识，坚持在家中利用业余时间推进此项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西藏驻京办事处初期的主要职员来自雍和宫，以处长阿旺坚赞为首的几位藏族官员和执事与于道泉先生之间，缔结了深厚友谊。1934年，于道泉先生即将远行法国学习之际，阿旺坚赞等人寄来一封满含深情的送别信件，全文如下：

于先生台鉴：

今年以电话访问中央研究院，知大驾昨已荣行，未及走送，正深怅歉。顷奉由沪来示，语过愄谦，益令汗颜。此次壮游巴黎，定能光大所学，功加社会，敬祝一帆风顺，平安到达。吾辈交称莫逆，将来如有需弟相助之处，备望函示，自当尽竭绵薄。敝处现拟于本月11日迁移西华门内四条巷118号。来示祈等此处为荷，专复即颂

旅祺！

阿旺坚赞鞠躬

贡觉仲尼 裕彬如 曲批图丹 蒋人龙 刘蒙熙 附笔问候

1934年5月3日

信中，他们表达了对于道泉先生的由衷祝福，期许他在学术道路上再创辉煌，更诚挚地表示愿在未来为他提供帮助。附笔问候者中，贡觉仲尼身为雍和宫僧人，也是西藏驻京办事处的首任处长。这封信，不仅是他们友谊的珍贵见证，更体现了藏族人士对于道泉先生在藏学研究工作的高度认可与深切期许。据王尧先生说，于道泉先生非常怀念那些年在北平结识的藏族朋友，一直希望能为西藏切切实实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于道泉先生一生都在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而不懈努力。他早年怀揣救国富民的理想，赴欧洲求学、讲学。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他毅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在当时的中央民委领导下，他参与筹办新中国第一个藏语文教研室并亲自担任主任，编写藏文教材及《拉萨口语词典》等。他培养的各民族学生，不少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藏学家和党的干部，为建设西藏、传播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于道泉先生虽已离开我们多年，但他与雍和宫僧人的一段令人温暖而又印象深刻的故事，宛如一段不朽的传奇，在岁月的长河中流传。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内涵。在新时代，我们更应从他的经历中汲取力量，积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绽放得更加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