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老西藏”留下最后的口述史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这片饱经沧桑的高原大地百废待兴，各项建设几乎从零起步。以十八军为主力的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援藏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后来被统称为“老西藏”。他们与当地人民并肩携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启了建设新西藏的征程。物资匮乏、高原反应、交通险阻、气候严寒……面对重重困难，“老西藏”们没有退缩，而是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一步一步推动西藏走向发展与进步。   

2018年初，西藏林芝宣传干部张庆冲接到一项任务——挖掘林芝市波密县的红色历史。从那时起，他与这些“老西藏”结下了不解之缘。   

“八年间，我们采访过406位老人，但如今已有216位离开了我们，占总采访人数的53%。”站在讲台上讲述“老西藏”精神时，张庆冲说出这个数字，声音有些发紧。台下有人悄悄抹泪，有人低头沉默。而张庆冲自己，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讲起这些故事。每一次讲，他都仿佛觉得那些老人还在，在成都、郑州、西安某个普通的老房子里，等着他再次上门。 

被“倒逼”出来的口述史搜集工作 

2018年3月，张庆冲接到一个任务：挖掘西藏林芝市波密县的红色历史。 

当时的“家底”让他傻了眼——全县关于红楼革命历史的资料，只有一页半A4纸，根本找不到一份能够厘清波密红色历史脉络的完整材料。 

为了搜集史料，张庆冲和同事们开始了拜访老同志们的计划。“最早我们去拜访老同志就是为了搜集照片，扫描一下，听他们简单讲讲照片是怎么回事，配上一两句图说就算交差了，根本谈不上采访。”张庆冲说，“但我的第32个采访对象，叫连有祥。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拿出一厚摞照片，一张一张给我讲背后的故事：他们怎么进的珞瑜，怎么跟门巴族、珞巴族的兄弟交流，遇到了哪些困难。整个交流过程让我非常震撼。我突然觉得，触摸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触摸这些活生生的人，比单纯拿到那些照片更有意义。从那时候起，我才真正开始听他们讲故事，开始了所谓的采访。” 

通过深度采访，张庆冲越发感受到“老西藏”们故事的价值，然而更让他揪心的是，有些老同志的突然离世，让张庆冲更加意识到这件事的紧迫性。“于是，我们又把前面30多位只拿过照片、没有深度采访的老同志，重新做了一遍采访。在采访拍摄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被深深教育了。”张庆冲说。 

这一寻访，就是八年。八年间，张庆冲走了21万公里，横跨大半个中国。拉萨、成都、郑州、西安、北京……哪里有“老西藏”，他就往哪里跑。406位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批进藏的18军老战士和“老西藏”们，3000多位18军后代，平均年龄91.5岁，最大的108岁——这些数字背后，是张庆冲一次次敲开家门的记忆。 

敲门并不容易。被医院保安百般刁难过，被老同志的保姆拒之门外过，也被家属不理解过。张庆冲说自己学会了“斗智斗勇”，也学会了“想方设法统一战线”。 

“有时候24个小时真不够用。”他笑着说，白天采访，晚上整理，地铁快关门了就快跑几步，没时间吃饭就面包就牛奶。累是真累，但“累得快乐、苦得开心”。 

八年来，张庆冲把27000多分钟的口述史资料、4000多万字的文献史料、5000多张革命老照片带回了西藏，呈现在波密红楼。他打造了全国第一家“老西藏”口述史红馆，为56位安葬在西藏的烈士找到了亲人。 

张庆冲走了21万公里，寻访了406位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批进藏的18军老战士和“老西藏”们，3000多位18军后代

读懂老西藏精神 

关于老西藏精神，官方的概括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张庆冲说，这些都对，但“这些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才是老西藏精神最好的载体、最生动的表达”。 

他讲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一本日记。 

99岁的老战士王笑雨，癌症晚期，卧床不起。张庆冲去成都采访他时，老人已经很难表达自己了。但在老人的书桌上，静静地摆放着17本日记，每一本都包了封皮，标了时间，从1949年到1966年。 

“我翻开他的日记，每一页字迹都干干净净，工工整整。”张庆冲说，日记里没有家庭琐事，没有儿女情长，每一篇都是工作记录，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思考。 

张庆冲问老人，能不能把日记带回西藏。老人点点头说“可以”。又问有什么要求。老人摇摇头说“没有”。   

“我当时握紧了他的双手，他吃力地说：‘向组织提啥要求啊，我王笑雨没有这个习惯，一辈子没有这个习惯啊’” 

四个月后，王笑雨老人离世。 

第二个故事，关于一个叫陈雪峰的人。 

陈雪峰的父母都是第一批进藏的18军老战士。她出生在70年前的雪域高原，早产、缺氧、营养不良。父母决定把她送往成都。行至二郎山山顶，孩子忽然停止了呼吸。 

战友们帮忙挖好了雪坑。父亲把孩子放进去，又抱起来；放下，抱起；再放下，再抱起。他实在不忍心把自己的孩子埋在这渺无人烟的雪山之巅，含着泪说：“死了，死了我也想把孩子带回去呀。” 

父亲小心翼翼地把孩子裹进自己的棉大衣，紧贴胸口。走到山脚时，他突然大喊：“动了！动了！孩子动了！” 

原来在山顶缺氧，孩子只是高原性休克。为了让她记住这段特殊的经历，父亲给她起名陈雪峰。 

张庆冲说，后来一位百岁高龄的“老西藏”听了陈雪峰的故事，忽然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小张啊，俺那前两个孩子，当年是被俺亲手埋在了雪山上啊……现在想想，是不是被俺活埋了呀？” 

那一刻张庆冲明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深耕民心、共筑团结”——这些不是口号。老西藏精神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这些老人一生的悲欢离合，是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对党和人民的拳拳赤子之心。 

什么是最好的传承 

做了八年抢救性采访，张庆冲最焦虑的问题不是资料不够，而是这些故事挖出来了，然后呢？ 

他讲了一段自己的心路。 

有一年，他在一个县讲完“老西藏”的故事，一个干部特别感动，专门留他多待了一天。那个干部说，听了这些故事真的要反思，这些年究竟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只是完成一项领导安排的任务。 

一个多月后，张庆冲在微信上联系他。对方回了一段话：“一个月前，我听了这些故事后，我告诉你我要去反思自己的工作，是当时一种最真实的想法；那么现在我再告诉你一个我现在觉得最真实的想法，就是一个月以后，老同志还是老同志，我还是我。” 

这件事让张庆冲想了很久。   

“我当时觉得，讲这些故事没用。我更愿意去记录，让后人知道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他说，红楼开馆后有一段时间，他都不愿意去讲解。 

但后来他想明白了。 

张庆冲回忆，自己2016年在乡镇工作时，非常善于处理职场关系，左右逢迎，游刃有余。但反复听“老西藏”的故事听了四五年后，他变了。 

“我有两三年的时间没在外面为了应酬吃过一顿饭。整个人变了一种生活方式。”他说，这种变化不是听一次故事就能发生的，而是“反反复复被‘老西藏’的故事所感召、所影响”。 

他总结说，红色精神的传承需要“反复、常态化、生活化的影响”。 

“我们这些三四十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过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要把这些东西清除出去，就需要反复的、持续的正面影响。” 

“红色教育不是纪念碑前的各种摆拍，也不是纪念馆里的走马观花，更不是课堂上那些干巴巴的背景和意义。”他说得有点不留情面。 

那拿什么来影响？张庆冲认为，最好的教材就是“老同志们那些聚焦人性本身、闪耀着人性光芒、透过人性又能看到党性的、具体而鲜活的故事”。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小故事、大情怀”。他还认为：“红色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如今，张庆冲带着这些故事在西藏的山山水水间义务讲授红色党课400余次。他说自己愿意做一名“筑梦者”：“未来的某一天，当这里的每一片土地都赋予红色含义，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诉说红色记忆，这里成为真正的红色波密，我将幸福满满、无憾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