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的树与生命的路

盛夏的囊谦白扎林场绿意盎然。 本报记者 王十梅 摄

本文作者（中）与藏族患者交流。 供图 梁海峰

一踏上玉树巴塘机场的地面，我就有些喘不过气来。一位接机的同志操着一口康巴普通话指着我说：“这位领导脸色苍白，高反得厉害。”我下意识地抹了抹脸上临下飞机时急匆匆之下没有抹匀的防晒霜，险些笑出声来。忍不住看向来时的方向，映入眼帘的是冷峻的山石，山上面是湛蓝的天，洁白的云彩飘过，阳光直射下来，合影的时候每个人都睁不开眼。

领导的话语还回荡在耳边：“带队医疗援青一去就得3年，你可想好了，那里平均海拔4000多米，年纪不小了……”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解，“是什么让一位正高级职称近10年的心脏重症医学科主任突然决定奔赴雪域高原”。50岁早已过了冲动的年龄。我曾小心翼翼地问87岁的老娘，老娘说：“你觉得好就好，不用管我。”妻子也没有阻拦，尽管平日里会厌烦她的唠叨，关键时刻她最懂我。要说放心不下的还是即将高考的儿子。

玉树市到囊谦的路程有170公里，要过3个垭口，大约3个小时车程。路上的树很少，有援友煞有介事地说“树贵如玉”是玉树地名的来源。虽然知道这纯属望文生义，倒也贴切。自2025年7月上玉树至今，已经数不清在这条路上走了多少个来回了。刚开始的时候，高反加上晕车，想吐，后来走的次数太多了，也想吐。司机扎西说：“院长，您工作太累了，睡一会儿吧。”我真的睡着了。好几次，等我醒来，扎西都很认真地问：“院长，您梦到阿妈了吗？我替您祈祷呢。”他的眼眸十分清澈，可以一眼望到心底。

从囊谦到玉树只有一条路，山路崎岖遥远，经常有人在路上出生，也有生命在转诊的途中停止。其实，很多人一生中没有太多的路可以去选择，就像这路边的树无法选择自己生长在哪里。好在我的宿舍离急诊和病房也就一两百米的距离。急诊科漂亮的卓玛更尕巴吉说：“院长，不好意思又一次次地喊您，一个班就来了三个心梗患者。”我笑了，这1分钟的路程足以抵得上数百公里的山路崎岖，也等于北京到玉树2600公里的距离。

杂多县的阿宝对我说：“囊谦很近，只需要坐4个多小时的车。”57岁的他并不清楚自己的血压是什么时候高起来的，只记得七八年前，第一次量血压，高压220毫米汞柱，低压130毫米汞柱。他说不清楚自己有多少次下西宁和成都去看病了，只是说路太远，来回不方便，花钱也多。这些年，血压最好的时候是160/110毫米汞柱左右。医生告诉他“肾脏已经越来越不好了，心脏和脑袋也出了问题”。出院时，阿宝激动得语无伦次：“梁院长，好着，都说北京来的院长好着，真的好着！”

80岁的大面积心梗患者色秀保周康复出院的那天，他的儿子仁青紧紧抓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水说：“梁院长，幸亏您来了，否则阿妈就没了……”

已经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凝视路边的树了。高原的树不仅稀少，而且矮小，沿途经常可以看到它们孤寂的身影和薄薄的土层下显露着的错综根系。在送徒弟仁增巴丁去北京学习心脏介入技术的路上，我指着不远处山坡上的一棵树大声地对他说：“看到了吗？它扎根于养育它的土地，在为自己热爱的家乡装点着四季。”

人的一生会走很多的路，可能我们从未意识到，自己既是长途跋涉的人，也是他人旅途中的树。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说：“生命树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开花结果。”树承载着生命，更是雪域高原的希望。我从未怀疑自己的选择，这3年的时光注定会深深地镌刻入我的每一寸肌骨。慢慢地，我已然分不清自己是那条蜿蜒崎岖的路，还是路边那棵迎风摇曳的树。

(作者简介：梁海峰，男，中国共产党党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心脏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心血管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第六批北京“组团式”援青驻囊谦医疗队队长，囊谦县人民医院院长。2025年入选“昆仑英才·高层次卫生健康人才”。）